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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老人公開信幕後·江迅
(Publish Date: 2010-10-17 5:59pm, Total Visits: 432, Today: 1, This Week: 2, This Month: 2)

南 郭点评:中共体制内人士要求开放报禁,言禁是好事,应当支持;但远远不够,而应立即开放党禁,网禁;民主社会主义派也好,民主自由主义派也罢,其实仅是中 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下自宫的表现而已。说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中国要大乱,纯属欺人之谈,苏东各前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因一步到位而大乱,凭什么认定中国 一步到位即大乱?!动乱的根源何在?在于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身,铲除中共暴政也就彻底根除了中国动乱的源头。尽管中共体制内人士因受暴政的恐赫威胁利诱而 不敢也不能放胆直言,其要求开放报禁言禁网禁党禁仍然应当鼓励。

諾貝爾衝擊政改  中共老人公開信幕後·江迅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全球颳起「劉曉波旋風」;而中共老人李銳、胡績偉等牽頭五百人聯署發表挺溫家寶政改的公開信,要求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也曾考慮挺劉曉波,但最終未獲共識。南京《現代快報》和湖南《瀟湘晨報》打破宣傳部門限制,大幅報道溫家寶於CNN談政改內容,形成「溫家寶現象」。兩股力量互相碰撞,激盪起中國政改前進或倒退的懸念。

 

正當北京熱議推動政治改革的「溫家寶現象」之際,十月八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全球旋即颳起「劉曉波旋風」。「溫現象」和「劉旋風」兩股力量激盪而起,互相碰撞。這兩股氣場是流轉滲透,凝聚更猛烈的衝擊力,還是交擊迴旋,相互消磨;當局是由挺溫最終撐劉,還是由打劉最終壓溫,這事態發展引起全球關注。

 

毫無疑問,中國政局正面對一大懸念﹕到底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會對近期的溫家寶政改呼喚帶來什麼效應?北京當局全力打壓、譴責劉曉波旋風,是否會波及溫家寶的政改訴求?黨內的強硬派是否趁機打擊溫家寶,視為離經叛道?抑或劉曉波在全球所颳起的旋風展示國際文明的準則,呼喚在中國久已缺位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理想,刺激黨內的開明派與理想主義者結合,加速推動政治改革?

 

恰恰在這個時刻,中共老人在毛澤東前秘書李銳、《人民日報》前總編胡績偉等牽頭下,共有二十三人發起、五百人聯署,發表挺溫家寶的公開信,支持政改。這封公開信的運作逾一週,早在劉曉波獲獎前就進行,諾貝爾和平獎消息傳來之後,有些老人也熱切挺劉,在公開信上加了一些文字表態,但由於時間太匆促,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幾百人的共識,也擔心干擾當局對這封信的判斷,因此最後還是聚焦挺溫,將挺劉的文字删掉

 

中共老人公開信發表後,十月十三日,南京《現代快報》和湖南《瀟湘晨報》大幅報道溫家寶於CNN談政改的內容,打破了官方媒體近期對溫家寶政治言論的封殺,也打破了宣傳部門的限制,視為改革派的一次重大的反擊。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五十天來,在各種公開的重要場合,七次提到推進政治改革,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要不要推動政治改革,如何推動政治改革,成了中國學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會各領域的熱議話題。十月一日,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原中共中央委員、原中顧委委員李銳等二十三人,發起聯署致全國人大會常委會的信《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至十月十日總共五百人參與簽署,迫切陳情,希望中南海亮察。

 

這封聯署信由二十三人聯名發起,他們是: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前《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胡績偉,原政法大學校長、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江平教授,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原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周紹明,原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原《中國日報》社總編輯于友,原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原《中國法學》雜誌社總編輯郭道暉,原中國工人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胡甫臣,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莊浦明,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所長蕭默,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張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歐洲科學、藝術與人文研究院通訊院士王永成,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研究員,原中國電影出版社社長張清,原福建電視台台長俞月亭,前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沙葉新,民刊《往事微痕》總編輯鐵流,香港《太平洋雜誌》總編輯歐陽勁。法律顧問為中國籍公民、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宋岳。

 

聯名信的主要執筆人之一是辛子陵。這位知名學者、傳記文學作家、解放軍大校,今年七十五歲。此信十月一日擬出初稿,開始在圈內外徵求百人聯署。三日,亞洲週刊拿到了此信;七日,已有兩百人參與。八日,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消息披露,是日,有四位參與聯署人先後給李銳打電話,要求將劉曉波當初被判刑以及今日獲獎的事,在聯名信中作出正面反映。

 

主要發起人也擬寫了一段數百字的內容,如果聯署者同意,就增添這段內容。大意是: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劉曉波的判決,在事實和說理兩方面都難以令人信服,是以司法名義損害中共的改革開放形象。判處劉曉波的頭條罪狀是「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但人民既然有責任監督政府,也就有權利表達不滿,執政者怎能以「不滿」治罪呢?法院判決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列為第二條罪狀,可是「建立聯邦共和國」曾作為中共的重要主張,載入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是正確主張,怎麼劉曉波重複提出,就成了罪行呢?法官把贏得政權的正確口號,顛倒是非,錯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證,因此有必要向中南海主要領導人提出建議:重新審查北京市法院關於劉案定罪依據的合法性問題。如果當局能讓理性的聲音進入法庭,法院就不會這麼判了。如果法官違反憲法,不懂黨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製造冤假錯案,則嚴重損害國家和黨的形象,這就很難證明中國還是法治國家、和諧社會。建議中央採取實際步驟,敦促法院撤銷對劉曉波的判決。把責任推給法官身上,為當局搭梯子下樓。

 

八日那天,有四位簽署人給李銳打電話,提議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加上。翌日,辛子陵夫婦去看望李銳,一起分析,是把劉曉波獲獎的事添加上還是乾脆不提。十月一日發起聯署,八日劉曉波獲和平獎,不加上這一內容也很正常,不寫劉曉波的事無可厚非,問題也不大。

 

如果信中加上劉曉波的內容,又會有什麼後果?很可能當局就將聯署信全封殺了,原本是上滿漢全席的,當局正考慮吃哪個菜不吃哪個菜,此時突然又上了一道當局認為是有死耗子的菜餚,當局就會把全桌的菜給翻了。再說,加上劉曉波獲獎的內容,還得讓已經簽署的人重新審閱修改過的信,因為這些簽署者當初看到的信,是沒有關於劉曉波獲獎的內容。看到有耗子,這圈子裏原本願意簽署的,會有人也因此不敢吃了。不能因為後面的事,把前面的事攪了。因此一定要避開,不提為上。

 

辛子陵說:「大陸對媒體、網站封得很緊,不讓劉曉波獲獎的消息透露,其實這很愚蠢,在當代技術條件下,全世界都是頭版頭條,你卻要封鎖資訊,不讓中國人知道,怎麼可能呢?這就是思維方法不一樣了。他們就是要這麼做,在這塊地方就要這麼幹。當局要拐彎,這要有過程,看它怎麼拐,反正與世界民主潮流對著幹,那是沒有前途的。」

 

若翻臉就打國際官司

 

二十三個發起者中,最後那位是律師、法律顧問。在以往給中央的各種聯署信中,出現法律顧問尚屬首次。對此,辛子陵說:「如果聯名信中提出的要求是件好事,當局採納了,那也就皆大歡喜了,率先在輿論開放,在新聞出版自由取得突破,而後展開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這功勞歸於幾個發起的九十歲老人,歸於那五百個聯署人。如果當局怪罪下來,要作為案子辦,那我是主要策劃人,不能把責任推給那幾老,我得升頭頂杠,把責任擔起來。有了律師,如果當局翻臉,我就和他們打國際官司,到海牙國際法庭打這場官司,這是最壞的準備,是我的底牌,因此我們的聯名信上要有法律顧問。這位律師是中國國籍,因此可以參與聯署。當然,我認為當局不會不明智,讓事態發展到這一步。」

 

發起人之一蕭默並不贊同在聯名信中增添劉曉波的內容。他說:「我們與劉曉波還是有些區別的。他的《零八憲章》只有終極目標,最缺乏的是不談具體操作的路線圖,沒有先做什麼,後做什麼,而是要一步到位。在中國大陸,要一步到位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而且真得一步到位,中國就會天下大亂。我們與劉曉波的終極目標相同,但路徑選擇不一樣。我們強調一步一步走,像切香腸般,一片一片切,要碎步走,慢步走,不停步。主張一步到位是很危險的,對病入膏肓的人,動大手術會很危險,只能慢慢調養。劉曉波與他的一幫朋友主要在海外,我們稱之為『民主自由主義派』,我們這批人是『民主社會主義派』,在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等方面的理念是相同的,但路徑不一樣。」也有發起人認為,溫家寶一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執政當局會逐步放鬆監控,而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便擔憂會再度收緊監控。不過,《現代快報》報道政改文章時透露,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預料,近日舉行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拉開第三個三十年的改革大幕,除了經濟領域,改革的重點或許主要發生在社會政治領域。

 

人們普遍關注,《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八十七歲杜導正,沒有出現在五百人名單上。據知,他近來高血壓,十月十四日施行眼疾手術。醫生不讓外人進病房向他念稿子,以免病人感染,等他手術後再向他展示這封信,已經等不及了。杜對這類聯署的事十分認真,一定要看了信才會簽名。

 

除了二十三位發起人和一位法律顧問外,參與聯署的還有四百七十六人,其中有經濟學家、原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茅于軾,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原《光明日報》社記者戴晴,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原中國駐瑞典哥德堡總領事高鋒,作家任彥芳,原中國戲劇家協會黨組書記杜高,原安徽國寶集團董事長汪兆鈞,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張博樹,原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俞梅蓀,自由作家野夫,以及來自各地的原老報人、原飛行員、哲學系教授、原省計委主任、外交學院教授、鑄鋼廠工程師、參事室主任、植物學研究員、原財政局幹部、原製藥廠中共支部書記、原商業局官員、原空軍航校教員、原中學教師、原省政協委員、原政府縣長等。

 

五百位聯署人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契機已成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目前遭遇轉型瓶頸,持續數年的維穩體系遭到民間力量抗爭後走入死胡同,體制內力量不再是鐵板一塊,分化成溫和派與保守派,而溫和派與民間力量形成互動,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早日來臨具有建設性意義。溫家寶一再表示要推動政改,是好事。

 

八月二十二日,溫家寶在深圳視察時表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九月六日,溫家寶在與美國前總統卡特會面時提到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與決心;九月十三日溫家寶在天津達沃斯論壇會議期間提到,透過深化經濟與體制改革,推動社會公義、個人自由全面發展;九月二十二日,溫家寶在美國紐約與華裔媒體人士會面時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各項自由權利,「經濟體制改革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也不會徹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會得而復失」;九月二十三日,溫家寶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再次表示,推動政治改革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成功;九月三十日,溫家寶在國慶六十一週年的招待會上發表講話,要堅定不移推動改革開放,「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積極穩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統籌推進文化、社會等各領域改革,使這個體制更加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

 

十月四日,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播出溫家寶在紐約接受的專訪,溫家寶說,「言論自由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已被寫入中國法律;「我常說,我們不僅應讓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我們還必須創造機會讓他們能夠批評政府的工作」;「我和中國人民都相信,中國將繼續進步,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可阻擋的」;「我想任何一個對他的國家有責任感的人,都會對政治改革深有感悟且付諸行動」;「讓每個人都能過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每個人都生活得有安全感,讓整個社會充滿公平正義,讓每個人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強調會盡力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五百人聯署信透露說,早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確說:「新聞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共產黨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會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這一封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聯署信說,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五條載明:「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一條文二十八年不兌現,被黨政機關制定的「執行」細則所否定。這種原則承認而具體否定的假民主,成為世界民主史上的醜聞」。

 

聯署信說,根據憲法和胡錦濤、溫家寶講話精神兌現言論出版自由之憲法權利方面作出陳情:「共和國公民名義上『當家做主』六十一年,但享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歸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總督管理這個地方,但港英當局給香港居民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空頭的,是落實的,兌現的」,直到今天,「建國六十一年,搞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我們還沒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時代就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現在有些參政議政的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這不是回歸祖國的福蔭,是沿襲殖民時代的舊法。大陸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實在太窩囊。國家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實在太尷尬」。

 

不久前《周小舟紀念文集》出版,原擬收進李銳一九八一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紀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當這部書正式出版時,這篇文章卻沒有了。周小舟夫人打電話向李銳解釋:「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銳的文章。」

 

李銳說:「這算什麼樣的國家?!我大聲疾呼:新聞必須自由!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完全違法的!」五百人的聯署信認為,連二十九年前發表在黨報上的舊作也不讓收進文集,真是荒唐至極。豈止普通公民,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又豈止高級幹部,連國家總理都沒言論出版自由。

 

中宣部是看不見的黑手

 

聯名信寫道,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溫家寶在深圳發表題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新華社即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卻把溫家寶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删掉了。九月二十二日(美國當地時間)溫家寶總理在紐約與美國華文媒體和港澳媒體負責人座談,再次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隨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講話,其中也談及政治體制改革。二十三日晚間,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以及新華社通稿報道這些活動時,提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都被過濾掉了。

 

信中內容還指出,「這些事情,如果追究責任,絕對查不到具體人,這是一隻看不見的黑手。他們自知理虧違憲,通常以電話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發表、某事不能見諸媒體。打電話的官員不留姓名,叮囑執行者為其保密,但必須執行他的電話指示。這隻看不見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現在是中宣部凌駕於黨中央之上,凌駕於國務院之上。試問中宣部有什麼權力封鎖總理的聲音?有什麼權力剝奪全國人民對總理講話的知情權?」

 

聯名信還提到應該廢除《出版管理條例》,「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即把憲法第三十五條言論出版自由變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牆上畫餅,是經過《出版管理條例》等具體執行細則來完成的。這些執行細則總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納的審批制。有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制定新聞出版法,廢除審批制,已是當務之急。

 

除了提出廢除《出版管理條例》,信中還具體建議:「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從體制上看就是從黨政機關直接控制到媒體相對獨立,從『黨的喉舌』轉變為『社會公器』。因此,新聞出版法的立法基礎必須是實行追懲制,而不能再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強化審批制。所謂審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須經黨政機關的審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謂追懲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黨政機關報批,總編輯通過了就開印,出版發行完全自由。出版後如有不良後果和糾紛,政府再介入,根據法律判斷是非對錯。世界各國新聞出版法制的發展,走的是由審批制向追懲制過渡的道路。無疑,追懲制比起審批制是一個進步,對推動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社會和諧歷史進步起了偉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