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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共產主義
(Publish Date: 2010-4-19 1:39am, Total Visits: 584, Today: 3, This Week: 3, This Month: 3)

共产主义的遗传密码。在这些国家所复制的马列主义有如下特点:

(1)  由负有绝对服从义务的军队作后盾的一党撑控全部权力的统治;

(2)  这种统治的行使没有任何外部的限制;

(3)  废除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财产私有制,同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皆国有化;

(4)  无视和否定人权。此种体制坚持党是全知全能的:党总是正确的,它承认党的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在几乎所有情况下, 党的化身即是其人格化的领导人,并使之神化偶象化。

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

Richard Pipes [1] 郭国汀译[2]

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主要以两种方式夺权:一是由苏联军队强加,诸如东欧国家;二则通过接受苏联援助,主要是那些政治文化(缺欠私有财产与法治保障而有专制遗产传统)及社会结构(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且中产阶级弱小)与俄国1917年革命前相似的国家。每个共产党国家均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特殊的地方与区域性特点,但皆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关,这种联系构成了某种共产主义的遗传密码。在这些国家所复制的马列主义有如下特点:

(1)  由负有绝对服从义务的军队作后盾的一党撑控全部权力的统治;

(2)  这种统治的行使没有任何外部的限制;

(3)  废除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财产私有制,同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皆国有化;

(4)  无视和否定人权。此种体制坚持党是全知全能的:党总是正确的,它承认党的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党的化身即是其人格化的领导人,并使之神化偶象化。

人们通常认为贫困产生共产主义。现实却不然:贫穷的国家并未选择共产主义。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多数穷人,或对此问题的任何多数人,投票将共产党选上台。穷困的国家倒是较缺乏抵抗共产党夺权的能力,因为他们缺乏富国所拥有的先进的公民社会、社会制度和机构,以阻止激进独裁者的野心。因为缺乏使得国家繁荣富强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财产权和法治的保障,使得国家贫穷,同时,使其相当脆弱,以致无法抵抗无论来自左的还是右的专制。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缺乏有力的中产阶级,使得统治阶级容易行使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使国家变得贫困的相同原因,特别是无法无天,便利了共产党的夺权。

由于缺乏土地财产私有制,意味着荣誉和财富唯有一条途径可取:在主权者的雇用中获得显贵地位。政府的职位,不是被视为服务国家,而是作为个人致富的手段;因此,很自然,参与将所有的权力和所有的财富都控制在自已手中的共产党体制,被认为是获取地位和财富的主要手段。

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对于资本主义为何没有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那样崩溃感到奇怪。修正主义者通过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特定问题上确有错误,来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修正,因为马克思理论被说成是“科学”,不能容忍任何悖离与例外:要么是真理,要么即是谬论。

面对这一窘境,列宁利用英国经济学家赫布森(J.A.Hobson)的著作《论帝国主义》(1902年出版)中的主题论点:殖民主义是资本家为其产品寻找新市场,为其资本寻找新工厂的时代产物。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1916年出版)中详细阐述了该主题。列宁认为殖民地是发达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用它资助衰退的经济并使其能够收买工人阶级。因此攻击帝国主义殖民地,是现代革命策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一计划的难题在于,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几乎没有或仅有极少工业,因此没有重要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列宁为寻求解决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促使无产阶级革命的窘境,要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基于下述两点假设的决议:(1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封建主义社会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2共产党人应当与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临时权宜之计),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

列宁的建议激起相当多的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的代表们的反对,他们认为本国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比外国帝国主义仁慈。但是列宁坚持他的立场,共产国际定位于民族解放战争,因而要求共产党人在保持自已特征的同时,必须与其他反帝国主义的集团合作,为民族独立的事业而斗争。

实施这项政策的企图不可避免地失败,共产党想为自已的目的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结果反而被其所利用。1918-1919年,协约国军队占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德国的盟国奥匈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和阿那托利亚(Anatolia)。以科马尔(Kemal Pasha)为首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公开宣称其使命是驱逐外国占领者。1920年科马尔向莫斯科提议合作反抗占领该国的列强,苏联同意并于1921年与之签署一项友好条约,约定两国联合斗争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按共产国际的惯例,莫斯科利用这种国家间的合作进行颠覆活动。最近从苏联共产党档案馆披露的秘密文件显示,即使公开拥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莫斯科仍秘密阴谋推翻之。1920年底列宁草拟的一项指令称:“不能信任科马尔主义者;不要向其提供武装,集中全力在土耳其人中煽动苏维埃,在土耳其建立起一个坚强的苏维埃政党,使其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取胜利。[3]

科马尔这一方,在欢迎莫斯科的帮助且计划按苏联模式建立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的同时,却无意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容忍共产主义。在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组建土耳其共产党两个月后,该代理人及其助理皆被暗杀,几乎可以肯定是被科马尔主义者谋杀的。

苏维埃政策在中国遇到性质相似但范围更大得多的惨败。中国对共产国际至关重要,且有非同寻常的前景。作为世界上最受大众喜欢的国家,中国惨遭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无情剥削。这种剥削激起一种无端憎恨外国人的情感: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意定期演变成暴力;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羡慕苏联摆脱了外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虽然主要是个农业国,中国亦有绝大多数雇用于轻工业,集中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列宁对中国寄于巨大的希望,在接见北京外交代表团时他甚至夸张地说:“中国革命。。。最终将使世界帝国主义跨台。”

1920年代在国民党中脱颖而出迅速上升的蒋介石,对苏维埃的榜样印象极深,并欢迎大量涌入中国的苏联顾问。在莫斯科指导下,几乎由清一色的文人和学生组成的,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按共产国际规划的要求,保留其独立性,于1923年许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期望用此种方式,在中国建立反帝国主义阵线。为此目的它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顾问。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异议冲突激增,尤其在1925年孙中山去逝,蒋介石当权后。1927412日蒋介石在上海等城市清党,并下令杀了上千名中共党员(南郭注:蒋介石本人无意杀共产党人,仅意在清党;“四一二”事变始作俑者是桂系白崇喜将军)。

斯大林从这突然的事变惨败中推论出,为了共产主义目的,试图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密切合作纯属徒劳。基此理由,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放弃了借助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的政策。因此,直到25年后斯大林去世,苏联大幅减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它放弃与本地资产阶级合作,即使他们的国家赢得独立后,也视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在1953年苏维埃大百科全书中,形容甘地(Mahatma Gandhi)为“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此苏联转而依赖共产党,无论是否合法,也不论其多么弱小。1948年苏联在东南亚的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煽动了一系列共产党武装起义,但全部被当局镇压。仅越南共产党游击队于1954年将法国军队赶出北越。

1949年中共打败国民党,征服中国大陆,代表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某种巨大胜利。马列主义运动,护展到五亿人口。但中共不久即走其自已的路,分裂了国际共运。民族主义再次战胜阶级合作。

192710月在蒋介石清党后,中共转入农村偏辟地区。曾是国民党热心支持者的毛泽东,在政治在野20多年期间,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3110月中共在江西省瑞金县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在当时及后来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均未表示支持他们的任何倾向。斯大林考虑保卫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远胜于促进中共。苏联的利益要求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以便能制约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国民党更能胜任这一角色。基此理由。斯大林更愿意援助蒋介石。后来,斯大林一直对独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耿耿于怀。1948年在铁托(Josip (Broz)Tito)的领导下,南共拒绝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并与之分裂。担忧中国发展成另一个铁托主义的国家,斯大林曾试图说服毛泽东与蒋介石合作。毛泽东否决了该建议,而继续率农民军征服了全中国。

斯大林甚至在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之后,仍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待之。毛泽东由于非常依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因而相当长期间内强忍住骄傲之心,而接受苏联领导并以其为榜样。但随着赫鲁晓夫当权,毛改变了态度,因为他认为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共产主义的叛徒。1959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已近破裂的临界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拒绝与中共分享原子弹技术。次年,苏联单方撤走派往中国的数千名技术顾问。

毛泽东迅速发展了一种不同特性的共产主义。毛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似乎完全悖离了马克思主义:它仅仅起对任何说教一旦变成有历史影响力后的任何说教的无限弹性的解释作用。几乎对每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皆站在马克思的头上。取代依靠产业工人革命,他将农民提升为革命的主要阶级:毛宣称,世界革命不是由欧洲(包括苏联),而是由亚、非、拉国家来完成。他还否定马克思的格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 亦即,必须的物质决定了人类如何思想和感觉。毛坚持认为观念架构行为,马克思主义视为决定性的“客观条件”被毛泽东视作“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决不能阻碍群众下决心要做的事。因此,知识可能是恶的,因为它限制了解决方法;由于此理由,书读多了是有害的。创造新社会和新人,不是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条件,而是通过改变文化和知识的上层建筑来实现。这是一种特殊种类的修正主义:源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西方修正主义,寻求改正马克思理论的错误,使之适应现实,而毛之修正主义选择背离现实

此种离经叛道的观念,导致与莫斯科争吵。苏共20大通过决议,与西方和平共处,宣布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已不再需要战争,因为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共产主义。毛却反对该路线,并确信苏维埃应获取洲际导弹,确保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进攻策略。与列宁一样,毛觉得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他否定赫鲁晓夫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手段,无需暴力而取胜。毛热衷于暴力,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是解决矛盾斗争的最高级形式”。[5]

毛泽东轻蔑地拒绝了发明核武器以消灭战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争论;他对原子弹的危害性不予考虑,他说:“原子弹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用于恐赫人民的纸老虎。它看上去很可怕,但事实上并不可怕。”[6]他进一步否定1968年控制武器政策协议,他嘲讽那种核大战将毁灭地球人类的观念,并令人吃惊而慢不经心地说道:“即便最坏的情形出现,地球一半的人死亡,还有另一半继续存在,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灭,整个世界将变成社会主义,不消多少年,还会诞生另27亿人口,而且肯定会更多。[7](南郭点评:亦即老毛的豪情确实牛,大打核大战,那怕全球死亡27亿人也在所不惜。因此毛之徒子徒孙中共流氓将军朱成虎之流,有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国土,也要拿美国200个城市作交换之豪言也就不足为奇,更有甚至者,迄今仍有中国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公然宣称:毛泽东是“中国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坚持斯大林路线,毛反对支持前殖民地,诸如印度的尼赫鲁(Nehru)和埃及的纳赛尔(Nasser)的后斯大林策略。但是中苏之间的根本冲突,包括1969年珍宝岛事件引发的边境争议,并非有关策略或谋略之争,尽管它们很重要,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之争。苏联经常坚持它是共产主义运动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这是自1920年成立共产国际以来从未放弃的地位。在一次未作纪录的演讲中,赫鲁晓夫披露了斯大林曾告诉毛,莫斯科对有关共产主义阵营的所有事项均有最终决定权1956年以后,毛拒绝按该规则行事,因为他视赫鲁晓夫为马列主义的叛徒。现在毛不仅视自已与莫斯科领导人平起平座,而且高于他们。甚至在他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之前,他便宣称自已是世界上非西方国家农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早在1945年毛的一位亲信(极可能是康生)便宣称:“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已将马克思主义从欧洲改造成亚洲模式,将指导与生活在与中国相似条件下的广大人类。”后来,试图将苏联从非洲挤走,中共诉诸种族主义争论,指控苏联作为白人,不可能理解东方人或非洲人。1966年北京还出版了一本书《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整个世界》。因此,源于改变革命策略的争议,演变成一种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早期斗争。

中苏冲突显露了共产主义事业某种无法改正的弱点。它证明外国共产主义者愿意接受苏联领导,仅是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国内基础及需要依赖莫斯科的财力和军事援助。但是在此种条件下,他们被边缘化且没有权力,如果他们在国内获得足够的支持,象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后来的中国,他们将转变成自治的政治力量,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产,但他们随后即不再想服从苏联的命令或承认苏联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结果形成两难的窘境:外国共产党越成功,他们就越独立,而苏联越无法控制他们。因此,苏联必须在其自已的利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之间作出决择。如果苏维埃的领导起着重扩展共产主义,它就不得不放弃其宣称的领导权,并放弃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利益是相同的理论。然而,这将使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分裂,受制于多中心的力量,进而丧失列宁主张的共产体制的基本特征:严格的中心主义。

斯大林死后,援助第三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在1950年代远比30年前的谋略可行且更合理;因为二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已允许大多数殖民地独立。他们当中有诸多著名的位于战略要地的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他们受经验不足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统治,通常缺钱,视政治主权为基于经济自足的真正独立的第一步。他们羡慕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强国;渴望努力赶上它,他们欢迎苏联顾问和援助。在某些情况下,雄心勃勃的独裁者亦寻求苏联保证他们的权力地位:作为回报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他们获得共产党集团的安全机构和军力的支持,对抗国内外的对手。

1956年以后,苏联积极涉足第三世界,寻求建立起一个包括全球半数人口的联盟以对抗西方,特别是美国。采用的手段却各异。在印度,苏联投资和监造巨型钢铁工厂,及建造发电厂和面包房;在埃及苏联帮助建造了阿思湾(Aswan)拦河大坝,使得每年定期泛滥成灾的尼罗河首次可能被控制。莫斯科武装了阿拉伯人以对抗以色列,武装了埃塞俄比亚人以对抗索马里。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苏联顾问均伴随援助而进入各国,使得苏联得以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物质防预体系。援助亦创设了某种经济依赖性,进而转变成政治依赖。

最后,这种雄心勃勃且昂贵的政策带来的回报却十分有限。而玩此种新的第三世界政策,苏联显然缺乏雄厚的经济资源。从中东到非洲,一个又一个国家,莫斯科趁着权力真空之虚而入,扩展财力和军事援助,仅是发现不可预见的事件带走其盟友,或者使其变心。正如有人所说,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无法收买而只能租用。

莫斯科对第三世界下的功夫引起西方的警惕,使冷战更加恶化,亦严重加剧了其财政危机。

马列主义者视他们的理论为某种科学,试图分析他们的经验并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非关注不可批判的共产主义运动之终极目标,而是集注于其策略和谋略。列宁从马克思的经验中学来的是欲预防反革命,他毫不留情地粉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观察斯大林的继承人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得出结论,仅是粉碎国家机器并不足够:必须改变人。当然,改变人类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但是毛泽东决定必须立即实现之,因此毛动用一切手段使之成为实现。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与苏维埃样板相似的极权体制。毛亦虔诚地复制了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和引进工业化之五年计划。但亦有某些区别。其中之一乃是承袭沙皇而来的苏维埃专制独裁体制,不太关心人民的想法,只有他们表现得相信或装作相信。中国共产党决定获得知识分子的精神合作。这种雄心根源于儒学,儒家强调道德完美并要求政府基于道德而非仅依赖强制。但立即又担忧:除非他的主观心态被重新塑造,以便他们能够充分撑握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的理论,中国便会象苏联一样变成修正主义而悖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

毛的前提导致荒诞不经的实验,付出巨大的人命代价,造成国家大动荡与严重破坏。中国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被疑为持有不符合时代或颠覆性思维,均被反复进行制度性思想改造,任何异议者时常被关入集中营受到强制洗脑,受到旨在摧毁精神心灵的精神酷刑。

相同的假设酿成1958年的“大跃进”,受到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找到了比苏联更快更好的克服经济落后的方法的渴望的激励,毛泽东对外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五年内钢铁和煤产量超过英国[8]。这将由近6亿被赶进24000个人民公社的人来完成。毛泽东无视经济现实的经典例证,在毛主席语录(当时中国唯一能公开发行的书)中有如下定理:

除了其他杰出优秀的特点之外,6亿中国人一穷二白。这似乎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穷则思动,穷则渴望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9]

这就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的言说。一旦人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人完成它。大跃进的口号称:“我们将教太阳和月亮改变方位,我们将为人类创造一个新天地。”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其建立在严格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到了中国自封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手上,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的狂妄臆想,并将现实降格为可受人类意志任意左右的东西。

大跃进制造了如此经济混乱,以致不得不放弃。它付出的人命代价令人震惊:美国人口统计学家依在毛死后获得的统计资料确认至少3000万人死于大饥荒[10],而外部世界甚至不知道存在饥荒!

但是失败并未挫败毛泽东,因为他的自大狂已达病态狂程度。自感与他自已的党日益孤立,他于1966年发动另一场古怪疯狂并令他名誉扫地的运动。这次他直接打击知识分子和党的官僚,毛担忧他们将把中国引导向苏联已走过的同一背叛道路。这次征战他利用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确切地说则是一场危险的文化反革命。它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由一个统治者,部分由于受重新撑权的革命热情驱使,部分由于妄自尊大,结果使国家的文化生活陷于停滞,造成整个中国,一个有数千年文明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数十年深陷一大群野蛮青少年的巨大破坏,他们被教导任何他们不理解的事务,都是应当摧毁的。在其登峰造级之际,所有的学校均被关闭。除了毛著等极少数书以外,所有的图书均被付之一炬。禁止演奏西洋音乐。红卫兵大肆打、砸、抢,抄家,批斗知识分子、老师,迫使他们公开自我羞辱,他们酷刑打死好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老师。数十万名党政官员亦受类似的命运,被强制靠边站,关入牛棚,反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直到1976年毛泽东一命乌呼后才停止。其恶果不仅剥夺了一整代人的教育,而且严重损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心灵。

虽然任何人胆敢批评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均面临立即被逮捕入狱的危险[11],仍有不少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同情毛泽东的野蛮,并从他枯燥乏味平庸的著作中寻找智慧。

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结束了该疯狂的试验。1979年他启动自由市场改革政策,复苏了企业精神;自此以后,虽然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府形式,中国已走上经济私有化道路,事实上,意味着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基本概念:废除私有财产。(南郭点评:今日中国实质乃是:流氓官僚特权封建专制资本主义;马列毛主义,秘密政治警察恐怖暴力欺骗等共产党极权暴政的特征丝毫未变。严厉的党禁、报禁、网禁;太监型的立法司法;全社会道德沦丧;国人普遍精神心灵堕落;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平衡毁灭性破坏,中华民族真到了最危险的时侯!

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政权呈日益激进和残忍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连续失败后,其领导人往往不是重新思考检查其基础理论是否正确无误?因为共产主义的假定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因而更倾向于以更加残忍的手段实施,并相信先前的失败是因为不够狠,不够残暴。最终,当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征服时,疲劳致极。开国者的继承人才能坐享生活,但不是在诉诸最极端的不人道形式之前。

正如大屠杀代表了纳粹的经典特征一样,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统治则代表了共产主义最纯粹的化身:它是按共产主义逻辑推论的必然结果。其领导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义无反顾;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为此目的,他们准备消灭其认为必须清除的尽可能多的人民。它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固有的傲慢狂妄最极端的显示,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知识分子精英,对无限权力的信仰,为完全重构生命诉诸无限暴力。其恶果则是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巨大毁灭。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全部在巴黎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采纳了芦梭的“自然人”的构想,采纳了法农(Frantz Fanon)和萨特(Jean-Paul Sartre)反对殖民主义的暴力斗争的规劝激励。(南郭注:波尔布特和另一柬共领导人曾公开称其最敬佩法国雅格滨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萨特写道:“人们必须杀。。。才能推翻欧洲人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时镇压。”他们回国后,在东北部的丛林地区组建了一支纪律严厉的武装部队,主要从最贫穷的农民中聘文盲或半文盲组成。这些军人是年龄大多仅12-14岁的儿童少年,经强化对所有异于他们的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和越南裔少数民族的仇恨教育洗脑,训练成“热爱杀虐和好战”象德国纳粹党卫军那种热衷于折磨他人和杀人不眨眼的杀人机器。

1975417日红色高棉推翻了受美国扶持的朗诺政府,攻占首都金边。绝大多数人均对将要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因为红色高棉的宣传称:将宽恕原政权军政人员,并与反帝国主义和地主的所有阶级结盟。然而,一旦攻占金边,他们立即诉诸最极端的报复举措。使人相信城市是所有“邪恶之都”,用法农的话说,城市乃“叛徒和恶棍无赖”之家。红色高棉下令首都250万人口和所有其他中心城市人口全部清空。同时取消金钱,消灭市场。受害人全部被强制驱逐出城市,400万人,亦即占总人口的60%均受强迁之难;被强迫生活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过度劳役和营养不良,疾病和缺医夺去了50余万人的生命;所有的初中和高中全部关闭。

随即大屠杀开始。与他羡慕并在许多方面遵循与仿效的毛泽东不同,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决不浪废时间对那些他怀疑对新秩序实际或潜在怀敌意的各类人口进行“再教育”,而是直接灭绝他们:所有旧政权雇用的军政人员,地主,教师,商人,佛教和尚,甚至熟练工人,均在灭绝之列。凡属上述群体的成员,均划归最低等级的公民,剥夺他们所有的权利,包括领取粮食定额的权利,均被即时处决或被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直至累死。这些被认定有罪的不幸者,潜在构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被制度性逮捕、审讯、酷刑,直至他们招供出其他人,然后处死。处决包括整个家庭,连同儿童,因为波尔布特相信,异议观念和态度,源自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教育或职业,是象传染病一样漫延的“邪恶的细菌”。那些被怀疑已传染的共产党员变成为清除消灭的对象。越军将红色高棉赶入丛林后,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大量受害者的尸骨。

农民亦不能幸免。他们被强制赶进仿效中国人民公社的合作社。国家征收走这些公社生产的全部粮食,犹如埃及的法老,将粮食存储于寺院或其他政府粮库,并随心所欲施舍分配。这些措施颠乱了传统的农村惯例,导致1978-1979年粮食严重欠收,随着一场罕见的严重干旱,造成大规模饥荒,约70万人因饥饿而丧生。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44个月期间,屠杀一直强化。人民仅仅因一些过错便被处死,诸如出工迟到,抱怨食物,批评政府,或涉及婚前性行为。其病态狂与残忍完全与纳粹所犯罪行不相柏仲。在与越南交界地区“红色高棉士兵强奸越南妇女后,再用一根木桩或刺刀插入其阴道。怀孕的妇女被剖腹,将婴儿猛力拉出,抽打在频死的母亲的脸上。少年士兵还割取发育良好的越南妇女的乳房取乐。”[12]还有儿童被命令杀死双亲的案例。

这些群体灭绝的牺牲赅人听闻。据可信的估计:柬埔寨人口在红色高棉1975年夺权时为730万,当越南19791月入侵赶走红色高棉时,其人口已降至580万。加上四年期间自然增长人口本应当为800万。[13]

质言之,波尔布特政权应对短少的220万(超过1/4总人口)死亡公民负责。这些受害者代表了该国受过最好教育及最富有技能的成员。该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已被定性为“由于政治理论家拿无辜的高棉人民做其宏伟设想实验而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14]

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曾抗议反对过此种暴行,联合国也从未通过决议,谴责红色高棉。全世界从容自如地应付这一窒境:假定其犯下的滔天大罪是出于某种高贵的事业。

1970-1973年智利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提供了一起在民主国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案例。

1960年代,智利政府是由基督教民主党执政,其领导人佛雷伊(Eduardo Frei)奉行相当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佛雷伊推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革计划,用相当大的国库资金有偿征收土地。他还将大多数矿业国有化。这些措施造成智利社会两极分化,右派认为他们走过头了,而左派则认为远远不够。佛雷伊行政当局的声誉受到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损害,在1970年总统大选前夕通货上胀了35%

在大选中,三位主要侯选人得票率不相上下,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医生阿连德获得最高票(36.3%)他代表大众联盟党,该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阵营;其次是保守党侯选人获34.9%的选票。由于没有侯选人赢得绝对多数票,问题被提交国会。在大选后的两个月期间,阿连德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协议,假如他同意遵守一系列条件,并保证遵守智利宪法,则支持他出任总统。这些条件包括遵守法律和政治多元化。详细解释国会通过的宪法保证立法,使阿连德能够保证选任总统。

阿连德的智利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便受制于各种限制,因而阻止了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选民的激进设想。尽管他非常羡慕卡斯特罗,阿连德仅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非狂热的革命者。但是他的教条(空想)主义的支持者们,决定按苏联模式,引入智利无产阶级专政,持续向他施压迫使他向左转,由于他的各项措施相继失败,他亦变得日益激进。阿连德相信他能够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目的,基于该设想,他的改革最终会赢得国民多数的支持。共产主义者们支持该策略,因为他们的相信智利的客观情况,使得他们能够和平地达到目标。对共产党人而言真是不幸,并未发生他们所期望的情况。部分是因为阿连德的社会主义立法使得国家疏远之,还因为它将国家经济陷于凌乱状态。

当选总统后,阿连德将他的联合大众政府经济部长一职授予共产党人,推行剩余矿业、银行、和许多制造业国有化。通过法令颁布这些措施,均绕开立法。没收阿那康达(Anaconda)和肯尼科特(Kennecott)铜矿,造成外国资本萎缩。苏联趁机援助阿连德,向其提供了50亿美元贷款,其他国家亦提供了援助,但不足以挽救智利工业被毁损的经济。支付各项社会保障举措,包括大幅度增加工资,政府诉诸增印钞票,导致通货膨胀,远远超过佛雷伊时期:在阿连德任职总统的三年期间,流通货币的价值增加了5倍,而通货膨胀一年超过300%

在企业国有化的同时,政府亦推进了农业集体化。为此目的,政府容忍甚至鼓励土地没收。结果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小麦欠收近50%。随即严重缺粮食,当阿连德政府跨台时,全国面粉储备仅剩下几天。

抗议示威大量增加。最严重的是由那些小型私营企业的卡车驾驶员组织,反对政府用国营交通公司与之竞争。在两起超过70万人的大罢工中,使得国家的交通和经济陷于停滞。在一个正宗的共产主义国家,此种抗议将被宣布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煽动的反革命阴谋并被镇压。但在阿连德的智利,虽然政府控制了广播和许多媒体,但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自由媒体,若未引发全国性起义,不可能使这些自由媒体闭口。反对党制约和批评政府,更重要的是还有国会和最高法院。(南郭点评:由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和完善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现化政治学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人类社会政府专权、专制、腐败等顽症。举凡真正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国家,全部是民治民享民有的自由宪政民主国家;反之,则必定是政治专制独裁、司法吏治腐败、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没有基本人权之国,最极端形态即极权专制暴政,不幸的是当代中国自1949年迄今沦为极极专制流氓暴政)。

19738月,议会投票以8445通过认定阿连德篡夺立法权构成违宪,不顾国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权。最高法院裁决认定阿连德将立法机构置于其政治需要之下。考虑到智利宪法中缺乏弹劾条款,议会要求军队恢复国家的法治。服从这一命令,智利军队在匹诺切特将军率领下于18天后,强行将阿连德总统赶出总统府。该新政权是个专制政权,采用相当残忍的手段击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仍苟延残喘的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能为其野心提供正当理由,从而实现个人专制独裁的有趣案例。“从历史角度看卡斯特罗主义是追逐权力的运动,也是个探索意识形态权力的领袖的运动。”[15]

与广为流传的意见相反,前共产主义古巴既非落后,也不是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在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平居第二(仅次于因富有石油资源而致富的委内瑞拉);其人口大多数均有读写能力,并居住于城市。智利和古巴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两个例外,均不穷且都有民主和私有财产传统。说其经济依赖于糖也不正确:糖确实是古巴的主要出口产品,但它仅占国家岁入的1/3或更低。质言之,广泛相信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型前提条件:贫穷落后并不存在。

共产主义在古巴实际上是在中产阶级反抗巴缔斯塔(Fulgencio Batista)专制的浪潮中夺取政权,巴缔斯塔1952年废除了他自已早期(1933年)合法执政时颁布的民主宪政。卡斯特罗出身于一个家有2000英亩土地的富裕大农场主家庭,是一名哈瓦那法学院学生,趁着该不满专制政权的浪潮登上权力宝座,虽然伴演左派同情者的角色,但刚开始时,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唯有对权力的渴望。马列主义是由阿根庭革命者切格瓦拉灌输给他的。卡斯特罗的计划设想与该国所有的阶级联盟,绝尽全力恢复1940年代的民主宪政。

然而在巩固源于一场真实的大众革命夺取的专制政权后,他迅速左转。引进一党专制的政府,1960年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在苏联的鼓励下,没收所有美国人的财产,导致爱森豪威尔总统实施报复:贸易禁令。禁令则迫使古巴更加依赖苏联。莫斯科刚开始小心翼翼支持古巴,因为担心美国反击;然而却发现自已逐渐陷入古巴政治,尤其自19614月当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19614月美国入侵猪湾遭惨败及1962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以美国保证古巴的主权结束;结果使古巴牢固地归于苏联阵营。在这场危机中,卡斯特罗曾敦促莫斯科先发制人,用核弹袭击美国,准备牺牲古巴,以便确保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的胜利[16](南郭点评:毛泽东于1956年出席苏联举行的共产党国际大会上公然宣称:中国不惜牺牲一半人口,即三亿中国人的生命,以换取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在另一场合更狂称:共产主义不怕核大战,核战并不可怕,即使最坏的情况下,全球死一半的人,不消多少年,还会增加27亿人,但资本主义业已全部消灭,全是社会主义。朱成虎将军于20069月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叫嚣:如果美国干预解放台湾,中国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国土,也要用核武器摧毁美国200座大城市。亦即共产党多出极度无知且狂妄致极毫无人性的疯子)。

原先有所克制的莫斯科,变成古巴经济的主要资助者,以人为的高价购买大量古巴糖,向其提供石油和许多工业产品,并向其提供巨额贷款。据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确认,苏联解体前业已无偿提供古巴价值1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古巴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苏联的支撑。作为回报,卡斯特罗忠诚地支持苏联的每一项对外冒险行动,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到1979年应邀入侵阿富汉;向莫斯科提供情报监听站,承担向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传播共产主义的任务。1967年中期,由哈瓦那国会投资设立卡斯特罗拉丁美洲组织,号召在整个拉丁美洲展开游击战争。

在国内,卡斯特罗引入标准的苏联体制。在他登上权力宝座的10年内,除了农业约30%的土地保留在中小农民手中之外,全部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化。(南郭点评:全世界共产党政权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三个国家保留了农业部分土地私有制,也恰恰唯有这三个国家未发生人为大饥荒)。

共产党独裁垄断全部政治权力。全体工人被强迫参加由国家控制的工会,失去组织自已的工会及谈判与罢工的权力。其社会服务在学校、医疗和住房方面相当先进,资金主要来源于从前共产主义经济中没收所得的财产。

虽然共产党领导人被神化相当普遍,大多数倾向于躲在背后,由他人神化之。卡斯特罗则不然,他无处不在,他热衷于对听众发表长达数小时的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而结束语经常是连哄带骗,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的威胁恐赫性狂嚣。大多都是反美的煽动性演说,无论古巴有任何问题,均妖魔化美国和谴责是美帝国主义的破坏。

在共产党专政下,古巴的生活水准残酷地持续下降,部分是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反抗与消极怠工,部分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家和受过最好教育的古巴人皆移民美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生存完全依赖苏联的支撑。面对此种现实,苏联的解体,其继承者叶利钦政府拒绝继续援助古巴,似乎使卡斯特罗政权注定走向死亡。然而,它却设法生存了下来。古巴向外国资本家做出让步,允许受限制的但并非不重要的古巴投资机会。美元开始在古巴自由流通,该政权在促进旅游业方面做了重大且成功的努力,不仅赞美古巴优良的海湾和廉价的别墅,而且随处可取的年青美貌的古巴女人。1992年在一个对国会的演讲中,卡斯特罗高度称赞古巴妓女的优势,宣称古巴爱兹病率极低。以妓女为依托的旅游业计划在1999年给古巴拉来170万外国游客,使得古巴成为仅次于泰国的最佳“性”渡假胜地。[17]

如果毛泽东甚至波尔布特,至少在他们的政治生涯早期阶段,人们还能勉励地看到其社会主义理想的话,那么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此种信仰则是惊人的欠缺。在非洲对共产主义理论与历史仅略知一二的野心勃勃的政客们引用马列有两个目的:夺取私人财富和使自已符合共产主义阵营的要求,以便获得援助,反对国内外的敌人。

此种欺诈性援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例子乃是埃塞俄比亚独裁者门吉思图马利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他在1974-1991年将其国家转变成完全新生的苏联卫星国。一群军官由于升级缓慢而心怀不满,门吉思图上校于19749月发动叛乱,推翻了年高德昭的皇帝塞拉西尔(Haile Selassie)。国家权力转移到一个叫做戴尔格(derg)的委员会手中,门吉思图在其中伴演主角。各种竞争很快便使戴尔格委员会分裂,三个月后门吉思图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他宣布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迅速将银行和保险公司国有化。19753月,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强迫农民加入毛式公社。

1976年门吉思图发动红色恐怖:它的主要受害者是数千名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群体屠杀是由苏联克格勃和东德的史塔西提供的近万名秘密政治警察协助进行。苏联最初染指非洲之角事务,是通过支持邻国的索马里,一个宣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军人执政团。1977年当索马里为吞并欧加丹(Ogaden)地区而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共产主义阵营向门吉思图提供了大规模军事援助,包括15000名古巴雇佣军。由于该军援,共产主义阵营在埃塞俄比亚赢得了重大影响,对粉碎索马里的进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促进了爱里特里安(Eritrean)独立运动。

然而,由于强制集体化带来的经济破产,干旱使之进一步恶化,导致了一场大饥荒(1984-1985),近100万埃塞俄比亚人饿死。随着1989年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跨台,门吉思图在国内的地位也严重恶化,1991年苏联解体,埃塞俄比亚独裁者发现自已成了孤家寡人,并被推翻,他被迫流亡津巴布韦。因此终结了被形容为“非洲马列共产主义走得最远的实验”。[18]

正如曾发生在西欧和日本一样,1970年和1980年代第三世界见证了恐怖主义运动的形成,以马列斯毛主义的名义,袭击民主和资本主义机构,尽管事实上,他们更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典型的例子是秘鲁共产党臭名昭著的“闪光道路”组织,它是由一名前哲学教授古斯曼创建,由年青的知识分子组成,利用印地安人的不满,通过恐怖手段,进行毛式计划。其恐怖主义活动,造成25000人被屠杀,并使秘鲁经济严重受损,当1992年古斯曼被捕并关入监狱后,该运动才随之崩溃。

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诸如哥伦比亚,马克思主义起着并继续给武装绑匪粉饰的作用。诸如所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及民族解放军。这些武装绑匪混合着恐怖绑架,敲诈勒索和走私贩毒。自1964年以来这两个匪帮强加给哥伦比亚约12万人死亡,及200万人流离失所。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不仅其所有的手段,而且其所有的恶果,均有令人震惊的相似性。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全部经历了生活水准大幅下降,时常伴随着大饥荒:干旱似乎与共产主义政权有某种特殊的情投意合。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丧失,均被以平等的需要合理化,并被形成最高领导人、统帅、导师、舵手、领袖、人民的父亲等抵偿。这些神化偶像则独裁撑控一切从人民手中夺取的绝对权力,并提升至神圣的地位。无庸赘言,此处结果与马克思的设想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由某种非人力的经济力量的驱使,导向全人类的无限自由。

2010年4月18日第216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1]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V,《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117-144. 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郭国汀(Thomas G.Guo),人权律师,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CIF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历史》等专著。

 

[3] Richard Pipes,ed The Unknown Lenin, ( New Haven, Conn,1996) 121.

[4] Marx and Engels, “ The German Ideology” in collected works. V.37. It is not consciousness that determines life, but life that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

[5]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 New York, 1968) 32, 33.

[6]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 New York, 1968) 77

[7]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 Harmondsworth, U.K. 1966) 291.

[8]南郭注:1956年毛泽东第二次赴苏联参加国际共产党大会,因赫鲁晓夫公开宣称苏联将在15年内超过美国,毛当即口出狂言:中国将在15年内超过英国。毛一回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班不学无术的领导人协商后,却一再提速,由15年变5年,最后实际变成2年超英,“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

[9] Qua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 New York, 1968) pp.19-20.

[10] Jasper Bech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1996), P.XI)

[11] 南郭注:杀头是经常的事,林昭、冯元春、刘文辉、陆宏恩、遇罗克、张志新等众多英雄皆仅因言论被毛泽东暴政杀害。

[12] Kenneth M.Quinn in Jackson,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vous with death (Princeton, 1989), p.238.

[13] Kenneth M.Quinn in Jackson,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vous with death (Princeton, 1989), p,3, 150.

[14] Charles M.Twining in Jackson Cambodia, p.110

[15] Draper, Castroism, pp.48-49.

[16] Sergei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University Park ,Pa 2000) p. 627.

[17] Silvana Paternostro in The New Republic July 10-17, 2000. P.20.

[18] Peter Woodward,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