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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謬誤的根源及其註定失敗的原因
(Publish Date: 2010-4-26 1:57am, Total Visits: 1445, Today: 1, This Week: 1, This Month: 2)

南郭点评:作者精辟地指出“列宁是以人类为原材料的艺术家,正如其他艺术家以大理石或金属作为原材料一样。但是人类是远比花岗岩坚硬,但却远不如钢铁具有的可塑性。没有 杰作问世,该艺术大师业已失败,该工作已证明超出了他的能力。”——墨索里尼——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伟 大的幻想。

“共产主义失败和注定失败,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其一, 为强制实现其主要目标:平等,它就必需创设一个强迫的机构,而该机构又要求拥有特权,故又损害了平等;其二,民族和领土的忠诚,与阶级的忠诚相抵触,在任 何地方及所有的时期,前者均压倒后者,并将共产主义溶化进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极易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根源”

“列宁以军事模式组建政府:苏维埃共产主义及其竞争者们,将政治军事化,并受制 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由于未能够动员一切人员和自然资源,这种结构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抵御对该政权的直 接物理上的挑战,并扩展其对外国的影响力。然而,它却对那些无法用暴力解决的挑战效力极低,甚至无能为力。当预期的世界革命并未出现时,苏 维埃僵化的体制,确发现自己面临国内困境的威胁,诸如,人口的冷漠及消极,导致经济持续衰退,而军 事力量又依赖于经济实力。这种困境只有通过放松对政权的控制加以解决。但是放松权力又颠覆整个共产主义体制,因为其依赖于严厉的中央集权组织一旦哥尔巴乔夫开始试图变动该制度,它便产生裂隙并很快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不可改良的,也 即,无法修正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它的内在僵化导致其崩溃”。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伪科学转化成的一 种伪宗教并植入一个没有灵活性的体制,历史业已充分证明,共产党政权无法摆脱错误概念,及依该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最终唯有寿终正寝。如果共产主义能复 生,它将违悖历史,且肯定面临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这种行为是近乎疯狂的古怪行为,就好象反复重做相同的事情,确期望不同的结果”。

共产主义谬误的根源及其注定失败的原因

Richard Pipes [1] 郭国汀译[2]

南郭点评:作者精辟地指出“列宁是以人类为原材料的艺术家,正如其他艺术家以大理石或金属作为原材料一样。但是人类是远比花岗岩坚硬,但却远不如钢铁具有的可塑性。没有杰作问世,该艺术大师业已失败,该工作已证明超出了他的能力。”——墨索里尼——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幻想。[3]

“共产主义失败和注定失败,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其一,为强制实现其主要目标:平等,它就必需创设一个强迫的机构,而该机构又要求拥有特权,故又损害了平等;其二,民族和领土的忠诚,与阶级的忠诚相抵触,在任何地方及所有的时期,前者均压倒后者,并将共产主义溶化进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极易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根源”

“列宁以军事模式组建政府:苏维埃共产主义及其竞争者们,将政治军事化,并受制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由于未能够动员一切人员和自然资源,这种结构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抵御对该政权的直接物理上的挑战,并扩展其对外国的影响力。然而,它却对那些无法用暴力解决的挑战效力极低,甚至无能为力。当预期的世界革命并未出现时,苏维埃僵化的体制,确发现自己面临国内困境的威胁,诸如,人口的冷漠及消极,导致经济持续衰退,而军事力量又依赖于经济实力。这种困境只有通过放松对政权的控制加以解决。但是放松权力又颠覆整个共产主义体制,因为其依赖于严厉的中央集权组织一旦哥尔巴乔夫开始试图变动该制度,它便产生裂隙并很快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不可改良的,也即,无法修正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它的内在僵化导致其崩溃”。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伪科学转化成的一种伪宗教并植入一个没有灵活性的体制,历史业已充分证明,共产党政权无法摆脱错误概念,及依该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最终唯有寿终正寝。如果共产主义能复生,它将违悖历史,且肯定面临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这种行为是近乎疯狂的古怪行为,就好象反复重做相同的事情,确期望不同的结果”。

 

2010425日第217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否因为人为的错误或人类固有的本性中缺陷使然?历史的纪录强烈建议后者。共产主义并不是好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结局,而是它本身就是个坏的观念。

自从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夺取政权之日起,在全球各地有过几十次将共产主义原则植入社会主义的偿试。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慷慨地资助金钱、武器和顾问。实质上,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在俄国也最终崩溃,今日仅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老挝仍在苟延残喘。即便他们也已日薄西山,面临寿终正寝。共产党人向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为代价旨在死守权力。从共产党国体制的惨淡纪录,显而易见,要么共产主义的假想,要么其计划或两者皆有严重瑕疵。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原动力的苏联于1991年解体开始,业已发表众多研究,列举了各种解释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因:经济的停滞,苏联公民日益接触到大量的外国信息,阿富汉战争的失败,无法保证军备竞赛等等;其无法消灭的国内异议,及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榜样,使苏联领导层丧失信心;里根总统果敢地挑战共产主义进一步使苏联政府丧失斗志,而苏联一度曾相信自从在越南遇惨败后,美国业已失去冷战的斗志,并已拟撤回至孤立政策。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均起了相当作用,但是如果共产党政体是一个健康的机制的话,上述各种因素无法使一个强大的王国轰然倒塌;他们能起作用是因为该机制本身业已病入膏肓。

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携带着使其毁灭的内在种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错误地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它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历史哲学和脱离实际的不现实的心理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私有财产是人类历史的短暂现象,是介于原始社会和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某种插曲,显然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废除财产私有制。所有的证据均表明前现代时期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除非被君主独占垄断,经常总是属于部落、家庭或个人所有。由土地孳生的家畜及商业和资本在任何地方经常总是在私人手中。由此可见,私有财产决非短暂的历史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破坏的永恒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严重瑕疵乃是有关人性具有无限可塑性的概念,其认为综合运用强制加教育的手段,能够产生消除人类贪婪的人性,使之自愿意溶化入社会大家庭之中,亦即柏拉图设想的“私人财产和个体一道消失在生活之中”。即使共产主义体制为此目的,竭尽高压取得成功,他们的成功充其量不过是过眼烟云;训兽师们业已发现,动物经密集训练可以表演某些基本技巧动作,一旦停止训练,略等一段时间,它们就会遗忘先前所学的一切,并恢复他们本能的行为。此外,假如经教育强制获得的特性是不能遗传的,每一代人都将带入这个世界各种非共产主义观念,而贪婪仅仅是其中非最强大的人类原罪之一而已。墨索里尼甚至在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之后,仍对共产主义怀有某些同情,早在1920年他便下结论:“列宁是以人类为原材料的艺术家,正如其他艺术家以大理石或金属作为原材料一样。但是人类是远比花岗岩坚硬,但却远不如钢铁具有的可塑性。没有杰作问世,该艺术大师业已失败,该工作已证明超出了他的能力。”[4]

此种现实迫使共产党政权诉诸暴力作为管理政府的日常手段。强迫人民放弃他们自已拥有的财物并交出他们的私人利益给国家,要求公共权力机构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就是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所下定义的含义。“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赖强制,不受法律或任何其他事物制约,限制的绝对权力”。[5]

经验表明此种体制确实可行:它曾被强加于俄国及其附属国;被强加于中国、古巴、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富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但其代价不仅是无数的生命和人类灾难,而且亦破坏了此种政权设立的直接目标——平等。

为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政权辩护,列宁假定它将是暂时的;它的使命完成后,该强制的国家将消亡。然而,他忽视了抽象的国家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无论他们的历史史命如何,他们也要关注和照料其私人利益。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家仅是为财产所有者服务的,而没有自已的利益关系,在实践中,它的服务员们却迅速形成一个新阶级。“先锋队”的党意味着把党引入新时代成为其本身的目的。

国家或确切地说共产党另无选择,只能迎合迁就该新阶级,因为其依赖该新阶级继续撑权。在共产党体制下,官员数量突飞猛增,原因很简单,由于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更不消说,皆由国家撑控,故要求一个盘大的官僚队伍来管理。这种官僚体制是每个共产党国家最喜爱的替罪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暴动政变仅几年内,该体制便开始向其领导干部提供特殊的报酬。随即演变成一种世袭特权等级制,这招致平等观念的终结。因此,强迫所有权的平等,却需要使权利不平等制度化。这种存在于目的与手段 之间的矛盾,根植于共产主义及所有由国家拥有全部生产财富的国家。

确实,为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该体制周期性地试图摆脱甩掉共产党官僚的控制。列宁和斯大林试图消灭之,在斯大林专权时,导致大屠杀。毛泽东则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摧毁根深蒂固的党的利益。这些偿试无一例外以惨败告终。最后,该官僚特权等级制胜出,因为缺少它们,共产党政权机关就玩不转。

将民主手段引入共产主义的偿试变失败了。正如阿连德的智利经验证实,在一个有相对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国家,对私有财产所有制的攻击不可能成功,因为反对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皆被毫不留情地粉碎)有机会组织抵抗。随着抵抗者数量的增大,它能轻而易举地使革命政权跨台。在尼加拉瓜,共产党人桑迪尼斯塔斯(Sandinistas1990年觉得有足够的自信举行全民公投票决,人民却将其赶下了台。

共产党政权固定的官僚体制,亦应对经济失败负责,而经济失败则导致其跨台,或迫使其放弃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而唯留有空名。生产资料财产的国有化,导致将经营管理权转移给既无能力,也没有高效经营动力的外行官僚。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生产力衰退。中央管理固有的僵化性,使得共产主义经济无法对技术创新作出快速反应,这能解释为何苏联尽管有高水准的科学,却错过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技术发明创造。正如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指出:“唯有自由市场才有能力对经济的转换变动作出敏感及时的反应,也唯有富有预见动力的人民,能够尽力超越其即刻之需”。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缺乏有效的刺激:实际上,勤奋的工作受到惩罚,提前完成生产定额的结果,往往是提高定额的标准。

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在农业领域有最严重的灾难性恶果,而农业则是几乎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没收私有土地财产及集体化,随即扰乱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习惯,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面积饥荒。这在苏联、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老挝、阿富汉、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皆发生。导致这些国家数千万人饿死于人为的大饥荒。在共产主义的朝鲜,1990年初大量儿童由于缺额营养而终身残疾;1990年代中期,超过200万人估计已经饿死;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八十八,而南韩则仅千分之八;北朝鲜男性平均寿命仅48.9岁,而南韩则达70.4岁;北朝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900美元,而南韩则达13700美元。

共产主义无能力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更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平等,并非共产主义唯一固有的内在矛盾。另一矛盾乃是缺乏自由,它与平等和物质极大丰富一道,也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将全体公民变成国家的雇员,质言之,皆依赖政府。在此种情况下,无法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历史的证据证实:个人的自由,唯有当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保障。因为私有财产权利构成预防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有效障碍。国家承认其国民和公民对其拥有财物的权利,尊重他们的权利,即等于承认限制国家的权力。由于所有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并受法律约束。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废除财产所有权,不可避免地导致废除自由和法制(合法性)。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但未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将人类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反而将人变成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奴隶。由于地方物资的不足,使得人民比以往任何时侯更加物质化。一国境内的共产主义表现不佳,国际层面的共产主义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他们视资本主义为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必须在全世界废除财产私有制:因而由1848年《共产党宣言》提倡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随即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接受,假设劳工能跨越国界团结奋斗。

此种团结业已证明是虚构的。无论人民对其阶级关系感到何等密切,领土和民族的忠诚经常总是在任何地方引起更强烈的情感。无论何时当人民面对外国强烈挑战时,各阶级总是紧密团结共赴国难。社会主义者们在1914年便领教了此种教训,与其反复宣誓相反,各国共产党和第二国际几无例外,皆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并投票支持战争。列宁于1920年重新学到该教训,当苏联红军将波兰工人和农民从剥削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却联合起来保卫祖国反抗侵略。而且这种经验反复再现。

它并不局限于所谓阶级社会。即使在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形式上无阶级,因恼怒于苏联的老大地位,各国共产党一有机会便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这种情形首先出现于南斯拉夫,但最引入注目的是在中国。在夺权后的十年内,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践和推广其自已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坚持其模式;毛因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导致几乎与苏联开战。而红色高棉走得更远,它寻求完全的自立,坚持其与苏联或中国不同的它自已的共产主义模式。相似地,尽管苏联是其顶头上司,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亦追求政治多元化的共产主义。

莫斯科能够抵消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离心力的唯一方法便是保持各外国共产党的弱势状态;因此,它们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因为一旦他们的支持者扩展一定程度,这些党便全要求自治,甚至独立。因此,这种两难的窘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么保持孤立的无能为力,成为莫斯科的驯服工具,但对共产主义的实用价值大受限制;要么成长壮大更具影响力,在此种情况下,它将摆脱莫斯科的束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没有第三种选择。

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共产主义固有的缺陷,导致各种“修正主义”。然而,对于真正的信徒,这种失败证实并非理论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实施时不够残忍无情。印证了桑塔亚那(Santayana)狂热信徒的定义:即忘记了目的的相信疯狂杀人暴行狂欢的人。因为,当共产主义从列宁发展到斯大林,再由斯大林发展到毛泽东,并由毛泽东进展到波尔布特时,就变得越来越血腥疯狂。从血腥残暴演变成疯狂血海。

归纳言之,共产主义失败和注定失败,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其一,为强制实现其主要目标:平等,它就必需创设一个强迫的机构,而该机构又要求拥有特权,故又损害了平等;其二,民族和领土的忠诚,与阶级的忠诚相抵触,在任何地方及所有的时期,前者均压倒后者,并将共产主义溶化进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极易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根源。认识到这一现实,前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1990年后的俄国联邦共产党业已放弃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

预料到这些发展,德国——意大利社会生物学家米歇尔(Robert Michels)曾正确地预言:“社会主义者有可能获胜,但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

列宁设计的共产主义政权结构中还有妨碍实行共产主义理想的进一步具体原因。推测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不可避免,列宁以军事模式组建他的政府:苏维埃共产主义及其竞争者们,将政治军事化,并受制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由于未能够动员一切人员和自然资源,这种结构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抵御对该政权的直接物理上的挑战,并扩展其对外国的影响力。然而,它却对那些无法用暴力解决的挑战效力极低,甚至无能为力。当预期的世界革命并未出现时,苏维埃僵化的体制,确发现自己面临国内困境的威胁,诸如,人口的冷漠及消极,导致经济持续衰退,而军事力量又依赖于经济实力。这种困境只有通过放松对政权的控制加以解决。但是放松权力又颠覆整个共产主义体制,因为其依赖于严厉的中央集权组织一旦哥尔巴乔夫开始试图变动该制度,它便产生裂隙并很快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不可改良的,也即,无法修正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它的内在僵化导致其崩溃。

共产主义的历史有个引起争议的主题乃是意识形态,特别是以马列主义为标志的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相信共产主义运动和体制是由意识形态促成的,据此理由他们提及苏联和毛主义的中国时称之为“意识主”ideacracies与君主、民主、党主等对应),亦即,由意识形态统治的制度。

当然,若非黄金时代的秘密,及马克思构想的理论,并由列宁最早实施这些提供了如何实行之的策略,共产主义确实不会存在。但是,就算承认此点,并不等于承认“意识主”的概念。因为所有的观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一旦他们被付诸实施,导致权力并迅速转变成权力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构想的体制基础上。然而没有人会较真地坚持过去两百年的资本主义,是按照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的观念或他的理论中的任何其他观念行事。他的主要论点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并由于此理由,资本家皆采纳之。

没有理由确信,马列主义相同的影响却不能持有真实。全球数千万共产党员和国家职员,信奉并献身于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构想的理论,确实某种被知识分子接受的自大的观念,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由观念推动的。当他们刚成立时,共产党通常总是很少人,且受迫害;党员要担风险而没有什么利益,据此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可能主要受意识形态的激励。但是一旦它们夺权后,拥有了分配特权和实施惩罚的权力,这种党必然吸引众多的人加入,他们只不过对盛行的意识形态提供口头服务而已。1922年对苏联共产党进行的调查表明,仅0.6%的党员受过高等教育,仅6.4%的党员拥有初中文凭;基于该证据,一位俄国历史学家下结论:92.7%的苏共党员实质上是实用性文盲(4.7%属真正的文盲),当1921年列宁痛苦地发现这些事实后,他曾第一次下令清洗党的干部,以除掉“机会主义者”,但是阻止不可避免的现象,纯属徒劳。由于共产党国家篡夺了更大的责任,野心家大量涌入党内使其残酷地膨胀,对这些人入党是为了做官发财。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自我保存亦然。意识形态此时变成为无花果叶,掩盖了该政权的真实性质,共产党高调夸张意识形态,同时却追逐最庸俗的目标,干尽最丑恶的勾当。

1991年当苏联政府崩溃瓦解时,假设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nomenklatara)相当重要,未经战斗欣然同意放弃瓜分国有自然资源和制造业,以私有化的名义,实质则为了共产党人自已的私利。如果共产党政体真信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几乎不可能发生。赫鲁晓夫(1953-1964年苏共总书记)的传记,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政策中伴演的角色的有趣证据。作者是他的儿子塞尔盖伊(Sergei Khruskchev)“自从我的学生时代始”小赫鲁晓夫写道:“我曾瞑思苦想试图弄清共产主义的确切含义……我曾试图让父亲阐明共产主义的含义,但他也始终未能提供清晰明确的答案。我理解到他自己也搞不清楚。”[6]

如果共产党王国的最高领导人,且孜孜不倦预告其将在全球胜利的共产党总书记,却无法向他的儿子解释清什么是共产主义,那么又如何指望理论界能够理解其范畴和内容?

正是自我私利(个人的以及民族的)推动着共产党政权削去了其平等的理想。为了共产党的一已私利,苏联和中共领导人反复弃马克思主义如敝屣!1917年列宁允许工人占领工厂,农民夺占私有土地,虽然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践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1年列宁又恢复了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资本家企业生产消费品。斯大林给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其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交易。1930年代,斯大林鼓励广泛的大众阵线,这使得共产党与其头号大敌——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成为必要。赫鲁晓夫则用“和平共处”取代国际阶级战争。毛泽东却宣称人类意志能够战胜客观现实,而邓小平则鼓励他的臣民发财致富。所有这些都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均要求意识形态作出牺牲,无论如何短暂,却是党的最高需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侯总是相同的:维持和扩张不受限制的权力。

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的代价高昂。它们夺走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估计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牺牲者至少介于85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比两次世界大战牺牲者的总和还高出50%。对这种巨大灾难损失,人们提出了各种合理性理由,诸如“不敲碎鸡蛋,无法得到蛋黄”。除了人类不是鸡蛋的事实以外,问题在于从大屠杀中并未形成蛋卷。

幸存者付出了巨大代价。为尽力强求完全一致,共产党政权驱逐、监禁、消音那些不愿与之同调的人们:通常是最能干也最有企业精神的社会精英。结果某种类似反世纪现象成为必然,依赖性最强及最驯服也最无能的人,在共产党体制下才有最佳的机会生存。而企业精神,诚信和公益心则被消灭殆尽。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失去了最佳成员,并发展他们自已全部最恶劣的一面。

俄国实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长,后果之一是俄国人皆被抢劫剥夺了自信,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相关非个人的事务,均不得不听从来自上层的命令,而主动发端则被视为犯罪,国家丧失了决定的能力,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除非罪犯)人人皆等待命令。在民主热情短暂暴发之后,渴望得到某种强烈指导之手重占上风。而国家发现它自已既无能力,也不愿意独立负责其命运。这不仅损害了将共产主义强加给它的俄国和其他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长期忍受共产主义肆虐表演;亦破坏了他们的工作伦理及公共责任感。

人的贪婪是天生的,获取他人所有的东西则是学来的。这从儿童心理学足资印证。由于人的这一天性,若一个人发现其他人,政府或社会,不尊重他的财产权利,他不仅丧失考虑尊重他们的所有物,而且发展出掠夺成性的本能。这在苏联共产党政权崩溃后表现得淋漓尽致,严重妨碍阻止了转变成建立在尊重私有财产权基础上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受到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的伤害,最终导致其崩溃。在现实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制度,应对现实能够调整,并解决克服它所遇到的每一种危机。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伪科学转化成的一种伪宗教并植入一个没有灵活性的体制,历史业已充分证明,共产党政权无法摆脱错误概念,及依该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最终唯有寿终正寝。如果共产主义能复生,它将违悖历史,且肯定面临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这种行为是近乎疯狂的古怪行为,就好象反复重做相同的事情,确期望不同的结果。

 



[1]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VI,《共产主义的反思》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147-160. 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美国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郭国汀(Thomas G.Guo),人权律师,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CIF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历史》等专著。

[3]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Vol.III. p.523.

[4] Mussolini, Opera Omnia, Vol.XV ( Florence, 1954) p. 93.

[5] Dictatorship is the Power that is limited by nothing, by no laws, that is restrained by absolutely no rules, that rests directly on coeroion.

[6] Sergei Khruskchev, Nikita Khruskchev, (University Park, Pa. 2000) p.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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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 : “宣传的作用并不在个人的科学训练,而是在唤起群众注意某些事实、进程和必然性等等,使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第一次进入群众的视野。所有这种艺术在于操作时十分讲究技术,使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事实是真实的,这个进程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正确的,如此等等。可是,因为宣传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必然性本身,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招贴那样,在于吸引群众的注意力,而不在于教育那些有知识的人们或是那些努力使自己有教育和知识的人们,所以针对绝大多数人,宣传的作用必须集中在情绪上,它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水准上针对那些所谓知识者。一切宣传都必须走俏时髦,而且它的智力水准必须面向最低心智水平者。因此,宣传所动员的群众数目愈多,宣传本身的真纯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 (2010/6) [Reply]
郭国汀 : “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宣传应当面向谁?是面向具有科学训练的知识份子,还是面向那些受教育少的群众?宣传必须经常而且是完全面向那些群众。” 这与共产党的宣传路线和组织路线,如出一炉。他们要面向贫下中农、大字不识一斗的城市贫民和无产者们这些广大群众。希特勒对宣传的妙用理解颇精:“宣传的内容不是什么科学,它不过是一种招贴的艺术。这种招贴的艺术依赖于设计者在吸引群众时运用形式和色彩的那种才能。一个用来宣传艺术展览会的招贴,必须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向正在展览的艺术品。在这方面,它越是成功,招贴所宣传的艺术品就越有魅力。招贴应当使群众对展品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感知,它不应当取代展览品。”(同上:第180-181页) (2010/6) [Reply]
郭国汀 : 希特勒的政治本领和手腕,很大一部份来自他的政治对手即马克思主义者们。人们大约忽视了这一点。请听希特勒怎么说:“自从投身政治运动,我就对宣传活动极感兴趣。我发现主张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这一工具把握娴熟,玩儿得技巧惊人。”“我们没有做成功的,敌人却以惊人的技巧和出色的算计而做成功了。我本人,从这位敌人所拿手的战争宣传上学到极多东西。”“我进入德国工人党之后,立刻接管宣传工作,我把它视为最最重要的工作。” (2010/6) [Reply]
郭国汀 : 希特勒自诩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常常憎恶议会,但是议会本身作为一种制度,我并不恨它。恰恰相反,作为一位热爱自由的人,我甚至不能想像任何其他可能有的政府体制,就我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而言,我以为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构想都是对抗自由、对抗一切理性的一种罪行。”他似乎也看到人类需要一种崭新的精神理念来对抗那伙邪恶的敌人:“任何企图与一种和暴力手段相联系的哲学做斗争的尝试,最后都要失败,除非是以一种崭新的精神态度从事战斗。” (同上:第172页)“我越是考虑到政府必须对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归依的社会民主党改变态度,就越是认识到缺乏一种实用的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打垮,那么应当给群众什么东西呢?” (2010/6) [Reply]
郭国汀 : 希特勒感叹,那些跟随共产党走的人早晚要落入陷阱,成为一种邪恶的势力:“我真是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够这么盲目地跟随马克思主义者们,跳进他们有意制造的这个陷阱,这早晚有一天会发作,成为一种邪恶得可怕的势力。”(同上:第155页) (2010/6) [Reply]
郭国汀 : “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个性价值,……因此抽去了人性存在的基础和文化精髓。从根本上看,这一学说将导致人类智慧所能构想的一切秩序统统崩溃。把这样一种东西付诸实施,只能带来一团糟,说老实话,它只能导致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统统毁灭。” “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人把成百上千各种各样充满最恶毒诽谤和诋毁的无数龌龊污物顷刻之间倒在那些衣着体面的高雅人士身上时使用的那种技巧,他们快得像是变魔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通过新闻界那些恶棍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威胁力。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这些精神界的江洋大盗绝对是无所不为。他们会探入最隐秘的家庭帷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果费尽心机嗅来嗅去一无所获,他们的猎物无论在私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无可挑剔,那些恶棍索性就一门心思进行诋毁,尽管你一千次驳斥他们,那种罪名依然牢牢钉在你身上,而且他们那些帮凶们上百倍地重复那些诽谤之言。就受害者方面而言,他的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必须记住,这类低劣家伙动机卑鄙,他们从来不做那种情理之中的事,人类中除他们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像或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苍天不容!当这些渣滓中的一个攻击起他所敬爱 的战友时,会使用那种最卑鄙的手段,这只势力庞大、无所不在的大章鱼却用一副体面的样子和那种花言巧语把自己装扮起来。”(同上:第86页) (2010/6) [Reply]
郭国汀 : “基于对平凡的人生经验的感受,我现在开始追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来源……藉助我的想像力,我能够预见结局。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信条的创立者们心灵里是否对他们的行动将导致的结果早已有数,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谬误的受害者。我想,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一方面,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有责任努力使自己站在那种给人们带来不幸命运的运动前面,这样也许能够改变这种灾难趋势;另一方面,那些民族中最早创立这种瘟疫的人肯定是名副其实的魔鬼。只有在鬼怪的脑子里--不是人类的--才能够策划出那套计划,使那种想法成形,他们的行为最后必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整个世界也将随之瓦解。”(同上:第64页) (2010/6) [Reply]
郭国汀 : 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瘟疫 希特勒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时,犀利指出这一学说“由自私和仇恨构成”,是一种“断绝人性”的“毁灭性的学说”:“我看到,这种学说是由自私和仇恨构成的,这种东西能够像数学定律那样引向胜利,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断绝人性。与此同时,我还领悟到这种毁灭性的学说和人们天性之间的联系。”(Ralph Manheim英译本1999年版第51页;以下援引文字皆系此书英文版)“挤眉弄眼的马克思主义者满嘴社会辞藻,弄得云遮雾障,其关于目的的那些错误概念以及这个政党的主旨,在人们眼前像面纱似地飘落。”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瘟疫,精神瘟疫,比古代的黑死病更可怕,民众正在感染这种瘟疫。用不着说,那些知识层次越低的工艺匠人,他的心灵就越是一望无际的沃野,这种恶棍最后就成为一种垃圾分离器,把他的那些肮脏物泼在人类脸上。……这些拙劣的作者们像十分可怕的病菌携带者那样毒害着人类的灵魂,毒害着他们的同胞。” (2010/6)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