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西藏即属中国之说不能成立。中共业已放弃唐朝论,明朝从历史文件上找不到任何明政府对西藏控制的任何证据,元蒙统治中国时期,尽管汉人与藏人均受蒙古统治,但汉人仅是三等四等公民,而藏人是二等公民;满清期间,清政府仅是通过控制达赖啦嘛对西藏实行间接管制,西藏拥有高度自治权,且初时统治西藏的是蒙古王公;民国时期,由于中国本身受到日本帝国侵略,军阀混战不已,国共内战,以致西藏自1912年至1951年实际上处于“事实独立”状态。
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吗?
郭国汀
中國藏区(包括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國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藏区为 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國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國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全支持達賴喇麻;藏人被中共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均认为西藏有自决权。
唐朝时期中藏关系
中共最初强调,西藏从唐朝时起就归中国,其主要依据是文成公主于640年嫁给吐蕃(即图伯特/西藏)国王松赞甘波(Songtsan Gampo)。以嫁公主为由主张西藏的领土主权显然站不住脚,事实上甘波国王同时娶尼泊尔公主为妻;后继国王在663年692年期间占领了中国青海,甘肃和新疆大面积区域,随后中藏边境地区反复易手。692年中国军队在Kashgar 击败藏军收复西部领土。八世纪初达盛唐颠峰. 唐朝帝国军队在高宣志将军率领下征服了大片中亚土地,直至751年在Talas 河战役中被阿拉伯人和Karluks 击败,从此以后中国迅速衰弱;西藏趁机恢复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并占领了印度北部大片地区,藏军甚至于763年攻占唐朝首都长安。图伯特与中国政府于823年签署和平协议:“西藏人将幸福地生活于伟大的西藏土地上,中国人将幸福地生活于伟大的中国土地上”[1] 该原则雕刻在拉萨一座石柱上。此后数世纪中藏双方长期相安无事;因此,所谓西藏从唐朝时起就归中国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
元蒙时期中藏关系
1992年中共在西藏人权白皮书中改称元朝时西藏已划归中国版图内。对此西方历史学家的专著中的地图亦显示西藏确实在元朝版图内[2]。但若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法理上不通。虽然西藏作为元朝十三个省之一亦向蒙古帝国进贡,但其享受远比其他被征服地区大得多的自治权;藏人在蒙古王宫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远大于作为三等四等的中国人(蒙古将公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一等,西藏新疆金族二等,北方汉人三等,南方汉人四等),当时西藏精神领袖的侄儿Chana Dorje甚至娶了成吉思汗的女儿为妻,可见藏人在蒙古帝国的地位之高。事实上,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汗于1264年成为第一个统治中国的蒙古王朝皇帝,他确皈依了藏传佛教并直接受教于Drogon Chogyal Phagpa;“达赖啦嘛” (意指“智慧的海洋”)的封号则是1560年由另一位蒙古皇帝Altan 汗授予三世达赖啦嘛Sonam Gyatso的;Altan还邀请西藏啦嘛到蒙古王国大建寺庙以便蒙古人信佛。[3]
达赖啦嘛的由来
1368年朱元章打败蒙古军队后建立明王朝,西藏重获独立并拒绝向明朝进贡。1474年,西藏佛教领袖 Gendun Drup去世,两年后,一个两岁的儿童Gendun Gyatso被发现是Drup的转世,Drup和Gendun后来被追认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啦嘛。三世达赖啦嘛Sonam Gyatso (1543-1588)是首次当他活着时被于1560年由蒙古皇帝Altan 汗授予达赖啦嘛封号。四世达赖啦嘛 Yonten Gyatso (1589-1616)是位蒙古王公,Altan 汗之孙。
满清王朝的中藏关系
在1992年9月“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爱德蒙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图亦表明西藏确实属满清版图[4]。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亦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和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实际上满清是通过控制达赖啦嘛间接管制西藏,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亦即西藏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达赖啦嘛担任最高宗教精神领袖和政府最高首脑的制度形成于1642年五世达赖啦嘛( Ngawang Lozang Gyatso),延续了300多年,直致1951年被中共中止。自1642年以来,西藏一直有自已的军队,货币,语言,邮票,签发自已的护照。西藏的文化,种族,政治结构均与中国不同。[5]
蒙古王公统治西藏
1644年满清击败明朝军队建立满清王朝。在Gushi Khan蒙古将军支持下,五世达赖啦嘛Lobsang Gyatso,于1642年取得西藏政教最高权力。他于1653年对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帝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以平等身份相互礼敬,达赖啦嘛被承认为满清王朝的精神权威。1682年Lobsang Gyatso 去世,但西藏首相一直掩饰至1696年布达拉宫完工后才披露其死讯. 1697年六世达赖啦嘛Tsangyang Gyatso (1683-1706) 即位, 但他是个花花公子,拒绝过清心寡欲的和尚生活,留长发,喝美酒,玩女人,写佳诗。结果被蒙古王公Lobsang汗于1705年废黜, Lobsang汗攻占西藏并自封为藏王,命六世达赖啦嘛赴北京结果神秘地死于赴京途中。Lobsang 王统治了西藏十二年,1718年另一蒙古王公Dzungar 入侵西藏,杀了觊觎达赖啦嘛王朝者并自立为王,并将拉萨周边的寺院财宝洗劫一空。
清康熙帝征服西藏
Dzungar的抢劫激怒了清康熙帝,他派军进军西藏,Dzungars于1718年在拉萨附近击败清军。康熙大怒于1720年派遗大军再度进军西藏并击溃Dzungar,同时将七世达赖啦嘛Kelzang Gyatso (1708-1757)带入西藏。满清利用这段西藏不稳定期间,占领了安多和康区,1724年将其并入青海省。1727年西藏与中国政府签署一份协议划定双方边界,西藏现有边界不是中共政权而是满清划定的,对此爱德蒙教授在其上述专著中所附地图均有所示。[6]
清皇帝试图全面控制西藏并派出一位大臣前往拉萨,但于1750年被人杀害,清军随后击溃叛乱,但皇帝意识到通过达赖啦嘛来控制西藏比直接控制更理想,故日常事务决定权留给西藏地方。
击溃尼泊尔军入侵
1788年尼泊尔国王派军入侵西藏,由于清庭加强了防卫,尼泊尔军撤离。三年后尼泊尔军队卷土重来,洗劫和毁坏了一些著名的寺院。满清派出17000人的军队在藏军的配合下,将尼泊尔军队赶出西藏直至离加德满都以南20英里处才停下。
四位达赖啦嘛死于非命
1804年八世达赖啦嘛过世,随后的九至十二世达赖啦嘛均死于非命。直至1895年,没有一位达赖啦嘛活过19岁。因为如果满清政府认为达赖啦嘛过于独立自主,便下毒死他;而当西藏人认为转世的达赖啦嘛过于软弱,受中国人控制则他们自已也毒死他。
俄国与英国染指西藏
俄国人从其边境向南压境,试图找到温水出海口;英国人则从印度向北进发,试图抵制俄国的扩张。西藏成为俄国与英国控制中亚的重要竞争场所,清政府自19世纪初始节节败退,特别是由于1839-1842和1856-1860两度片战争,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及1899-1901年的义和拳乱元气大伤迅速衰弱。
事实上中藏关系一开始法律地位便不确定,随后由于清政府的衰弱,导致两者关系更加不确定。此种不确定引发一系列问题,1893年英属印度与北京签署一份贸易与锡金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协定,但西藏方拒绝承认该协定。1903年10000英军入侵西藏,次年攻占拉萨,随后与中国,尼泊尔和不丹代表签署另一协议。该协议赋予英国对西藏事务的某些控制权。
十三世达赖啦嘛Thubten Gyatso在他的俄国信徒敦促下于1904年逃离西藏,他先赴蒙古,后至北京。满清政府宣布自十三世达赖啦嘛离开拉萨时起便被废黜,并主张西藏,尼泊尔和不丹的完全主权;达赖啦嘛前往北京与光绪帝讨论此事,但拒绝向皇帝扣首。他在北京住了两年于1909年返回拉萨,清庭派出6000人的军队进军拉萨,达赖啦嘛逃往印度的Darjeeling。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藏人趁机将中国军队赶出拉萨,1912年达赖啦嘛返回拉萨。
民国时期中藏关系
中华民国政府就清政府的羞辱向十三世达赖啦嘛签署一份正式道歉函,并提议让他恢复原职,但达赖啦嘛Thubten Gyatso婉拒说他对中国的提议不感兴趣。随后他向西藏全境发布一份文告拒绝中国控制并宣称“我们是一个宗教的独立的小国家”。1913年达赖啦嘛控制了西藏内外事务,直接与外国列强签署协定,改革西藏的司法,刑罚和教育制度。
英国,中国和西藏代表于1914年谈判了一份协定,划定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界线。该协定(TheSimla Convention)承认中国控制内藏(即青海),同时承认外藏在达赖啦嘛控制下的自治权。中英双方承诺尊重西藏的领土主权,限制干预外藏的行政事务。中国代表未签署该协定因为英国提出西藏南部Tawang 地区的主张,但英国和西藏均签署了该协议。1962年中印之战即是为此块藏南地区争议引起。西藏流亡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未签署该协定,证明内藏和外藏法律上仍属达赖啦嘛管辖。
1910年日本入侵满洲,1931年9月18日全面占领东北三省及内蒙,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后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打得难解难分,由于中国先是军阀混战,继而抗日战争,接着国共内战,因此自1911年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一直无瑕顾及西藏问题。至使1912年后西藏一直处于“事实独立”状态,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 “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告结束[7]。该协义虽然是城下之盟,因为昌都之役解放军已击溃藏军主力,但协议内容是温和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8] 但中共视该协议为权宜之技,并未打算遵守之;事实上迄今达赖啦嘛原则上同意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假如按照毛澤東等當年簽署“十七條協議”時的中央對藏方針,以及後來胡耀邦對西藏的政策,不僅西藏問題,中國其他諸多問題也能順利解決”。[9]
历代中国统治者未采取军事占领的根源
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主因是汉人不适应习西藏的高原气候和浓重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用“册封”的方式间接管制,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权,政治经济上更合算。
西藏是宗教社会,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禁止杀生,而且西藏高原严峻的地理气候条件使之经济发展迟缓,物质溃乏,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因此藏人也没有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藏人取得高度自治权,汉人则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权,相互各取所需便是中藏关系长期相安无事的原因。
当今之世,殖民主义早已过时,人民自决权业已成为国际公法原则,而民族区域自治权则是中国宪法确认的原则 。达赖啦嘛自1979年起一直主张真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权而放弃独立主张,1987年达赖啦嘛代表流亡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中间道路八点建议:(1)不寻求独立,致力于将传统三个藏区建立成一个政治实体;(2)该政治实体享有真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权;(3)自治区将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管理,同时应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4)一旦中国政府同意上述三点,西藏将留在中国不寻求分离;(5)西藏将建成一个非暴力的和平区,中国政府仅保留国际需要的有限数量的军队;(6)中央政府负责西藏国际关系和国防,其余事务皆归西藏自治,诸如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卫生生态环保;(7)中国政府应当停止人权侵犯及移民中国人到西藏的政策;(8)为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啦嘛将负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商谈判的主要责任。[10]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西藏即属中国之说不能成立。中共业已放弃唐朝论,明朝从历史文件上找不到任何明政府对西藏控制的任何证据,元蒙统治中国时期,尽管汉人与藏人均受蒙古统治,但汉人仅是三等四等公民,而藏人是二等公民;满清期间,清政府仅是通过控制达赖啦嘛对西藏实行间接管制,西藏拥有高度自治权,且初时统治西藏的是蒙古王公;民国时期,由于中国本身受到日本帝国侵略,军阀混战不已,国共内战,以致西藏自1912年至1951年实际上处于“事实独立”状态。藏人的宗教文化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汉族大不相同,历史上西藏曾是强大的王国,且西藏一直拥有自已的军队,独立司法,教育及邮政体制,有自已的护照。
因此吾以为藏民族根据国际法完全有权主张自决权,但出于政治现实及社会经济现状及中藏人民根本长远利益考虑,达赖啦嘛提出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中间道路八点建议,体现了达赖啦嘛极高的政治智慧,宽广的心胸与仁慈的心灵,既通情达理又高瞻远瞩。不仅仅从藏人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当然包括中国人的根本长远利益考量提出的合理谈判基础,因而是一个切实可行解决西藏问题互利共赢的最佳方案。我相信,若能获得自由资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因为自由,尊严,与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而汉人与藏人作为人并无两样。[11]
2011年7月10日“民主中国与西藏的未来与达赖啦嘛尊者的对话”研讨会专论
[1] The Statement of Dalai Lama on the 41st, Anniversary of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on 10 March 1990
[2]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9.
[3] John B.Roberts, Elizabeth A.Robert, Freeing Tibet 50 Years of Struggle, Resilience, and Hope, Amacom.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P.22.
[4]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9.
[5] John B.Roberts, Elizabeth A.Robert, Freeing Tibet 50 Years of Struggle, Resilience, and Hope, Amacom.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P.6.
[6]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9,126,292-293。
[7]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26,292-293。
[10] John B.Roberts, Elizabeth A.Robert, Freeing Tibet 50 Years of Struggle, Resilience, and Hope, Amacom.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P.185-186.
[11] 曹长青:“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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