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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猶憐汪兆銘: 國民黨“聯日”思想的根源
(Publish Date: 2011-7-5 2:26am, Total Visits: 589, Today: 1, This Week: 1, This Month: 4)

孙文开创的共和革命,三民主义五权宪政之道,或许是未来中国最佳的选择?

近代史研究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近代中自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驻留时间累计达9年6个月,是他 整个革命生涯的近1/3。他与日本的关系时而亲近,时而疏远;他对日本的态度时而友好,时而排拒;他对日本的援助满怀希望与期待,又对日本的侵华抱有疑虑 和警惕;他既羡慕日本的繁荣强盛,又批判日本的侵略扩张;与他交往的日本朝野人士既有肝胆相照的真朋友,也有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与他有关的一些中日关系文 件真伪难辨,是非难断。正是由于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这种广泛性和复杂性,孙日关系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就中国大陆地区的情况而言,1949年以后,孙中山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课题,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处于停滞状态,研究者的 注意力多集中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思想方面,专门研究孙日关系的文章几乎没有,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偶有涉及。(注:例如,有学者在讨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思想时,曾论及他的“大亚洲主义”。参阅李光灿《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12期);宋质奎、张定荣《孙中山与亚洲民族的解放运动》 (《史学月刊》1957年第1期);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日本学者山本四郎在《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动向》 (《史林》1966年第1期)一文中,曾谈及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历史资料的陆续发掘和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拓宽,孙日关系研究逐渐成为孙中山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若干问题上聚讼纷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发表论文约70余篇,出版专著、资料汇编 约10种,成绩斐然。对中日关系素有研究的俞辛焞成果最丰,除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外,还出版了数种专著:《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与王振锁等编译,南开大学 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对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梳理,为研究此一时期的孙日关系奠定了基 础;《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与熊沛彪合著,中华书局1991年版)详细叙述了孙氏夫妇与梅屋夫妇的交往;《孙中山与日本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是全面论述孙日关系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地阐述了1894-1925年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关系,并以政治、外交为 重点,叙述了孙日关系建立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探讨了孙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下篇由11篇论文组成,就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与日本关系中的若干重大专题进行了深 层次的讨论,以国际关系理论及比较法、考证法等历史研究方法考析孙日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及其原因,并评析了孙日关系对孙中山革命运动产生的双重性意义;《辛 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以较大篇幅深入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孙日关系的方方面面。

广东学者对孙日关系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但在关于孙中山生平和思想的相关论著中对孙日关系多有涉及,而且有两部专著先后出版:段云章编 著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取材广泛,搜集范围包括日本官方档案,孙中山本人及有关人土的著作、书信、日记、传记,当年的 报纸杂志,当时和后来学者们的有关论著等,采撷的图书报刊达300多种,其中仅中、日文报刊就有约70种。书中凡有所引,皆注明出处,便于研究者进一步追 寻和探索。作者把孙日关系的有关史事扼要地按年加以记述,并尽量引述原文或关键词句,不仅梳理了众多零乱的资料,而且挖掘出不少罕见的新史料,做了一件十 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是全面论述孙日关系的一本专著。作者认为,对孙日关系,应当而且只能从他 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回护与掩饰,因为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者,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表现为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明乎此,就能 理解他在对日关系中为何会留下不少令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此外,值得重视的专著还有李联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赵金钰《日本 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俊彦《浪人与孙中山》(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等。

关于这项研究,一些学术综述文章已有所涉及(注:吴乾兑:《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 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473页;王杰:《孙中山研究》,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494-529页;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杜2000年版。这些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些参考信 息,谨此说明,并向诸位作者表示感谢。),但相关内容在文中所占篇幅都较小,涵盖的面比较有限。本文拟选择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加以全面和详细介绍,希望有 助于海内外学者了解学术信息,掌握研究动态,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对中日关系史的总体把握有所助益。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一、孙中山的对日观

关于孙中山的对日观(即他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学者们发表的相关论著比较多,看法颇见分歧。

早期对日观。论者多认为,孙中山早期对日本抱有幻想。有学者以孙中山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为题探讨孙中山早期的对日观,指出,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 孙中山对此非常向往,认为中国要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所以他不但自己注意学习日本的“富国强兵之道”,而且鼓励留学生“吸取日本之文明”,积极学习 先进科学。他把日本视为“天然同盟者”,对日本抱有幻想,希望在日本的援助下,完成中国革命。(注:王弋:《孙中山与日本明治维新》,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 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12页。)有论者谓,1897年以后,孙中山把“寻求援助的眼光 ”主要“集注于日本”,期待着“日支提携”,共同振兴亚洲,曾多次提出“联日”主张,“对日本抱有莫大的幻想”。(注:尚明轩:《孙中山与日本的几个问 题》,《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有论者分析了孙中山形成这种日本观的思想背景:(1)模式论——主张学习日本,仿效日本维新建设中国;(2)同文同种论——提倡在同文同种基础上的中日联 合,与他反清革命的目标相辅相成;(3)命运共同体论——为对抗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孙中山寄望于亚洲各民族的联合,特别是寄望于中日两国的联合; (4)对日本的期待——孙中山长时间里一直认为,日本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定会实现中日联合,支援中国革命。(注: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9页。)

孙中山为什么对日本抱有特别的期待呢?有学者认为有如下原因:(1)日本为中国近邻,且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可就近谋划中国的革命; (2)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基因,易于相互了解;(3)孙中山十分向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视其为中国争取独立和解放 的典范。(注:尚明轩:《孙中山与日本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日本学者藤井升三也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中日在地理上接近,使 日本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绝好的根据地;二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支援中国革命的动向和孙中山对他们的亲近感、信赖感;三是孙中山基于黄白人种斗争 观的“亚洲主义”思想。(注:[日]藤井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2525-2526页。)

关于对日观“飞跃”说的争论。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为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飞跃 ”:在此之前,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对日本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在此之后,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本质,抛弃了对日幻想,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学者明确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本质,认识愈来愈深刻,思想上出现了飞跃。”(注:尚明轩:《孙中山与日本的几个 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另外参阅赵矢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190页。)另 有学者指出,五四前后,孙中山公开批判和尖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对日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次转变和飞跃的实现,则为他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 党的帮助并最终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识和实践基础。”(注:孙邦华:《“五四”前后:孙中山对日观的转折点 ——兼与俞辛焞先生商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自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对日本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认识到日本为谋求其在中国的特 权,不可能平等对待中国,更不会支持他领导的反对军阀的民主革命,因而“认为日本不必联,也不可联”(注:林家有:《试论孙中山联俄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集(1983年),第33页。),开始“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持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注:陈锡祺:《孙中山与日 本》,《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观的转变始于护法战争。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战争(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奉行援助段祺瑞的政策。经 此失败,孙中山对日本当局有了新的认识,在五四时期“不断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并愈来愈猛烈”,最终“将外交重心转向苏俄,逐渐形成联俄政策”。 (注:李吉奎:《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与日本》,《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169-182页。)

有日本学者也认为孙中山对日依存态度的基本的改变,“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后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从正面批判开始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转变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注:藤井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与〈中日盟约〉》,李吉奎译,马宁校,华南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中南地区辛 亥革命史研究会编:《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第5辑,1986年8月,第139页。)。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孙中山“根本改变了对日态度呢”?一是孙中 山对日本政府及军界依旧支援北方军阀政权的方针感到失望;二是五四运动及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影响。(注:藤井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纪念辛亥革命 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2525-2528页。)

对学界的这一主流观点,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从亲日到反日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漫长而曲折的过 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0-1914年,从求援日本朝野到幻想联合日本政府;第二阶段是1915-1919年,从对日本的局部的感性批判到 全面的理性批判;第三阶段是1920-1924年,从对日本的公开抵制到坚决反对。孙中山对日态度的转变是由他20多年同日本交往的实践和帝国主义尤其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际所决定的。“我们不应简单地归结为从联日到批日,也不应该笼统地将1919年作为划分孙中山从联日到批日的分界线。”(注:刘 恩格:《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及演变》,《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有论者对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前孙中山的对日观进行剖析,认为此时期孙的对日观既不能用对日本从依靠到批判来概括,也不是直线的、简单的反侵略进行曲, 而是常常表现为幻想与策略运用交织、正确与失误并呈、前后相互矛盾的情形。总的行进方向,则是逐步朝着联合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包 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注:段云章:《孙中山与山东问题——兼探孙中山的对日观》,《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 (1990年),第135-152页。)有学者更指出,孙中山思想中联日是主线,“直到1924年新三民主义思想形成以后,才真正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 质,完成了他一生根本性的转变”(注:王立荣:《谈孙中山对日外交思想的转变》,《辽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有学者不但不同意以1919年划界,而且认为孙中山始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清醒认识,笼统地把孙中山是否对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当作判断他对日本帝国主 义本质是否有明确认识的标准,并不妥当,因为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盲目地寄希望于日本,二是有清楚认识,从策略上利用 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孙中山1919年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对日本进行批判,虽有对 日认识提高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日本对北京军阀政权和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政策转变所致,而不是他“对日认识的飞跃,更不是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实际 上,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变化。(注:俞辛焞:《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历史研究》 1990年第3期。)运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把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放到国际关系层面进行考察,下面的问题就容易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孙中山明确认识到了日本 的侵华本质,还对日本抱有幻想和期待呢?一般来说,认识与行动应当是一致的,但在国际关系上,认识与行动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正是由于孙中 山对日本侵略中国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才利用围绕侵华而产生的日本、欧美列强与中国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注: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 系研究》,第304、309页。)。

晚年对日观。有学者认为,从孙中山1922-1923年的言论看,他在华盛顿会议后的一段时间,“虽对日本侵华行径犹怀愤慨,深表疑虑,但抱有联合日本以 对抗欧美列强的明显意向”。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由于苏俄对他的援助有限,他对外仍力图争 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他在高呼反帝、不断谴责和反对日本军阀侵华行径的同时,对日本仍寄予希望。1924年11月他在北上途中往访日本,宣讲“大亚洲主 义”,争取日本朝野的支持,就是这种对日观的具体体现。直到临终时,他“仍对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对日本人民寄予厚望”。(注:段云章:《1923年后孙中 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二、“满洲租借”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满洲租借”问题遂成为此一时期孙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注:相关资料可参阅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时 期有关孙文的资料——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年),第118-126页。)较早对此加以研 究的是日本学者山本四郎、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等人。(注:参阅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 61页注①。)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将当事者之一的森恪留下的函电和相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后指出,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应该是 毋庸置疑的”,即孙中山确曾同意把“满洲”租借给日本。(注: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2月8日森恪致 益田孝的长函,是“三井派出人员向其最高干部的工作汇报,从史料价值说,它是无可怀疑的真品”(注: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326页。)。

论者指出,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内田良平说过,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 可”。此后,他一直有以出让“满洲”争取日本支持的想法,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实行联俄政策之后。(注: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 史研究》1988年第6期。)1912年2月3日,财力处于枯竭边缘的孙中山在南京与三井物产社员森恪就日本“租借满洲”一事进行了商谈,其主要内容为: “满洲保全”对于日本的安全和东洋的和平是必要的,中国政府不能单独实现“满洲保全”,所以将“满洲”委托给日本,日本则给予革命政府以“特殊援助”。孙 中山对此表示赞成,并希望日本及早用现款支付1000万日元借款。(注:藤井升三:《孙文与“满洲”问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亚洲主义”之间》,中国孙 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以下简称《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1-663 页。)会谈之后,孙中山于2月5日和6日致电森恪催促日本方面对此做出答复。在2月6日的电报中说,与袁世凯的媾和协议延至2月9 日,恳请日方在2月9日前给予答复。(注:藤井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从对日依靠到对日批判》,《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 2535页。)孙中山的这一举措“与当时国内斗争的形势有关”。由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使孙中山幻想从日本获得巨款,以巩固南京政府,停止与袁 世凯的和谈”。(注:贺跃夫:《试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外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集(1983年),第163-164 页。)

此事何以未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主要原因在日本方面。有学者说这个计划因遭到日本内阁和元老山县有朋的反对而未实行。(注:藤井升三: 《孙中山与“满蒙”问题》,朴成昊、丁贤俊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另有学者指出,日本方面最终没有贷款,主要还是“高层意见不一致”(注: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中山大学 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日本政府没有支持”(注: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325页。)。

有学者则认为,此事未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孙中山的态度:(1)从表面上看,2月8日森恪致益田函似乎表明孙中山同意租借和割让 “满洲”,“可是再仔细分析一下此函的内容,便知孙的态度前后矛盾,含糊不清”,并没有明确表态;(2)“满洲”租借和割让的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等人提 出的,“是想借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穷乏之际,趁火打劫,以提供贷款为名,图谋租借和迫使中国割让东三省”;(3)孙中山和森恪在会谈中的主张是对立 的。孙始终强调优先提供贷款,力图先得资金,然后再谈“满洲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在‘满洲问题’上的抵抗心理。如果没有此种抵抗心理,若孙同 意先赴日缔结‘满洲契约’的话,‘满洲租借和割让问题,也许变成现实了”;(4)孙中山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有误。他把获得贷款的日期限于2月9日,其原因与 旧历年有直接关系,是为了在节前给干部和军人发赏金,以免“军队离散、政府瓦解”;(5)日本不提供贷款还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牵制有关。(注:俞辛 焞:《试探孙中山对“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另外参阅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501-516页。)

孙中山在早期对“满洲问题”为什么持这样的态度呢?有论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认为要想获得日本对革命的援助,有必要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力图支配“满 洲”、“满蒙”的极强的野心;第二,觉得对于革命后的中国来说,“满洲”并不是绝对必要的;第三,对于发展、形成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认识不足;第四,认为 “满洲”或“满蒙”即使一时处于日本的统治下,只要将来革命成功,革命政权巩固了,可以收回“满洲”的主权和支配权,并对此充满自信和乐观。(注:藤井升 三:《孙文与“满洲”问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亚洲主义”之间》,《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第666页。)

另有学者指出,要理解孙中山关于“满洲问题”的主张,须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分析:(1)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同 时又是一场披着民族斗争外衣的革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曾使当时的大多数革命家错误地称满族为“异族”或“异种”,从而将“满洲”视为不属于中国的“化外 之地”。孙中山的主张显然与这一错误认识有关。(2)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帝斗争,但这一斗争又披着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斗争的外衣。日本与中国同为黄色人种, 历史上素有“同文同种”之称,这使当时的革命党人产生了强烈的亲日倾向,幻想联合日本,抵御西方侵略,振兴亚洲。孙中山更长期有着“大亚洲主义”思想,其 在“满洲问题”上的主张,显然与此有关。(3)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有其特殊的软弱性,把希望寄托在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援助上。他同意租让“满 洲”,正是为了争取这种援助。(注: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对于此事,论者多持批评态度:孙中山此举对中国的主权来说,“要招致重大损失的,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独立的巨大威胁”,“不仅必然要引起革命派而且必然要引 起一般国民的强烈反对,同时还有招来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的危险”(注:藤井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从对日依靠到对日批判》,《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 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2536页。);孙中山不了解,“如果真这样做了,将不仅不能换取他所期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 难”(注: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中山“或许认为东三省事实上已处于日俄控制之下,军部与浪人又 在积极策划‘满蒙独立’,主权丧失是迟早的事,所以才接受这种‘特殊援助’。但是,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的办法,不管动机如何, 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注: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326页。)

三、二次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日本

1913年2-3月,孙中山访问了日本,历时40多天。有学者对孙此次访日的缘由、目的、经过和结局等进行研究后指出,孙此次访日的目的有二,一是“宣传 开放政策,争取日本援助”;二是“结成中日同盟,加强亚洲各国团结,抵制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侵略,维护东亚与世界和平”。“由于国际国内的矛盾错综复 杂,孙中山的访日言行,既要实现他坚持开放主义,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方向,还要受世界和中日关系现状和他主观认识的制约,这就使得这些言行充满愿望与 现实的矛盾,以及正确判断与错觉、策略运用与幻想的交织。”(注:段云章:《评1913年孙中山访日》,《历史研究》1991年第4 期。)

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孙中山此次赴日的目的有三:一是与故交重温旧谊,并对他们以往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表示感谢;二是促进中日友谊,确立中日联合; 三是考察日本铁路及其他实业。而中日联合“是指作为同文同种的联合和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孙中山提出中日联合的“目的在于对抗俄国”而非抵制欧美列强。 (注: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57页。)

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孙中山急返上海主持大局,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分为6个阶段进行了详细分析: (1)3月25日至3月31日,孙中山想通过国会解决袁世凯辞职问题,未对日本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2)3月31日至4月上旬,孙中山希望依靠日本和列 强对袁的劝告和压力,迫使袁辞职;(3)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孙中山准备武力讨袁,并希望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4)6月下旬至7月上旬,由于日 本不积极支持,孙中山又考虑利用国会多数倒袁;(5)7月中旬至7月底,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并关注日本和列强对二次革命的反应;(6)7月底至8月,二 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希望日本政府允许他以日本为基地进行新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经济、军事援助。(注:俞辛焞:《二次革命时期 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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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 : "孙日关系,应当而且只能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回护与掩饰,因为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者,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表现为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明乎此,就能理解他在对日关系中为何会留下不少令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此论确属的论。 (2011/8) [Reply]
郭国汀: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由于苏俄对他的援助有限,他对外仍力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孙文一生从未“联共”,而是“容共”,因为这是苏联军事经济援助的前提。所谓三大政策,完全是中共强加给孙文的东西,孙文仅是出于争取苏联援助的机会主义考虑而联苏容共。 (8/2011) [Reply]
郭国汀: 孙中山思想中联日是主线,“直到1924年新三民主义思想形成以后,才真正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完成了他一生根本性的转变”(注:王立荣:《谈孙中山对日外交思想的转变》,《辽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此人之所谓“新三民主义”说,表明其受中共欺骗宣传致深,因为“新三民主义论”是鲍罗庭于1927年4月以后泡制,毛泽东于1934年才开始大力宣传,根本不是孙中山本人的意思,孙临死前一年于1924年1月至8月做了三民主义二十四讲,详细阐明总结了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与实践。 (8/2011)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