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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战争简史
(Publish Date: 2010-9-8 2:41pm, Total Visits: 2438, Today: 3, This Week: 3, This Month: 16)

南郭点评:大陆国人(包括南郭)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长期被中共强制洗脑欺骗,对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真实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非常无知。 南郭过去除了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以外,几乎不知道国军有过任何抗战行为,因为教科书均只字未提,老师和教授也从未言及,抗日战争,中共历来对蒋介石的评价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直到近期南郭静心阅读了十馀部专着,才知道自已上当受骗多年。本文根据数十部西方历史学专家教授和中国通们的相关专着综合编译,作者们皆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有些学者文言功底深 厚,有些专家远比中国人自已更了解中国历史,有些教授天真左得出奇,总体上言,因为作者们没有利害关系,其客观公正性不容置疑。本文值得每个关心中国的前 途与命运的华人认真一阅。撰写本文南郭主要参阅了下述专着,兹借此机会向各位作者致谢: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Longman, London 1998)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Dorn, Frank, The Sino-Japenese War, 1937-19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aul Harbor( New York, 1974)
    Whitson, William W.,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1973)
    Geoffrey Park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Wolfgang Franke,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0)
    Richard T.Phillips, China since 1911,MacMillan Press.Ltd,1996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Academic) London, 1991
    Charles F.Romann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George F.Botjer,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1919-1949, (G.P.Putnam's Sons,New York,1979)
    Dewin P.Hoyt, The Rise of The Chines Republic, From the Last Emperor to Deng Xiaoping,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1989)
   
    2010年9月5日第236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抗日救亡战争简史

抗日救亡战争简史

郭国汀

 

八路军抗日战绩

八路军打日本较着名的只有两个战役:一是平型关战斗;二是“百团大战”战役1937925日,9000名日军后勤部队进入平型关,日军未侦察也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林彪的八路军115师设伏,打死打伤日军约3000人,缴获100辆卡车物资,八路军死伤400馀人。[13]中共将其吹嘘成抗日的伟大胜利,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指导。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仅是消灭了3000人的日军运输队。它只是国军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国军太原会战的一部分。1940年朱德发动百团大战时,投入11546个团,12947个团,12022个团,虽然许多部队只是小股部队。820-910日主要袭击铁路沿线,从德州至石家庄,石家庄到太原和太原到大同段。炸毁桥梁,涵洞,遂道;9月袭击日军守军击毖敌军30004000人,共军则丧生22000人。[14] 10月到12月,日军反攻,很快恢复了铁路交通。日本1941年初采取“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和毁坏光,报复“百团大战”,导致共产党控制区人口从四千四百万降至二千五百万。[15]亦即中共军队一共打死打伤日军两项相加约6000人至7000人,但因百团大战引发的日军疯狂报复杀害中国平民数百上千万人。八路军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主要打伪军而几乎未打日军,仅有小规模活动,诸如埋地雷,设陷阱,挖地道。八路军的运作旨在让日本人不得安生。在江苏,新四军与日军之间有一默契安排,共军不攻击铁路和火车,作为回报日军不在铁路沿线建围墙和雕堡,使共军得随意运动过境没有障碍。所有的证据皆指向一个结论,在共产党抵抗日本的同时,他们亦在抵抗重庆政府。[16]

抗战国人与国军伤亡

抗日战争到底死亡多少中国人恐怕永远也无法弄清。大约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国民党官方称军民伤亡1165万人,其中军人伤亡330万,平民840万;蒋纬国说军民死伤2300万,蒋介石1947年在一次演讲中提及1000万牺牲(南郭注:上述数据应当不包括黄河决堤及三光政策导致的平民牺牲)。依国民党官方统计对日会战23场,打了1117场主要战役和38931场小型战斗(这一数据不包括共产党的抗日战斗)。[17]国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伤亡,包括210将级军官,其中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及牺牲后追认者。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全军复没,10万吨舰艇全部打光。共军仅两名将军(左权)死于抗日期间但皆不是战死沙场,迄今中共拿不出八路军和新四军战死于抗日战场的人数,也没有任何打了多少战斗的数据。

八路军与国军的实力

1936年西安事变时,红军人数20000馀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约30000人,新四军约10000人;日军北方军1939年估计八路军分为:正规军88000人,专职游击队16万人,地方自卫队50万至60万人。两年后,日军估计八路军已达14万人。[18]194410月,依美国情报部门撑握的情报表明共军已有正规军475000人,另有民兵2130000人。[19]1945年美国战争部研究估计共军实力:八路军318000人,来福枪131000枝;新四军149000人,枪71000枝,合计475000人,另有民兵2130000人。

南京政府纸面上有200万军队,但许多部队缺员,一半军官是文盲。德军事顾问承认“中国军队以其现状不适宜面对一场现代化战争”。中国军事专家米歇尔(Michael Gibson)估计,国军165年师,仅79个师事实上向南京报告;其馀的听从地方军阀指挥。仅17个师装备优良;另一位中日战争研究专家估计更低,仅31个师听中央指挥。且极缺重型武器和空军,尽管有所有武器进口合同。[20]194110John Magruder将军率领美国军事代表团抵中国。其军事报告称,“中国军队系杂牌军,未经适当训练、装备,纪律松散,虽然有相当潜力”。“其最大的能力是失败的军阀视其士兵为没完没了的政治游戏中的筹码”。[21]纸面上国军有2199000前线部队(246个师和44个独立旅)加上90000多人(70个师和3个旅)的后勤部队。每个师建制有9529人,324挺机枪,但所有的机枪均弹药严重不足,有约100万枝来福枪,全国仅有800门大炮。[22]一位详细研究蒋军实力的历史学家Micheal Gibson下结论道:至1938年底,中央军作为有效的战斗力量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师至少损失了1/3的人员。普通下级军官仅受过低级训练,许多人不会读地图。仅1/4中层和下级军官接受过正规教育,许多地区长官有令人怀疑的忠诚纪录。36名高级军官中在1937年以前有39%曾经反叛过南京政府,仅1/3可以完全信赖。地方军阀重新获取了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曾经威胁过的自治权。在各地区,司令长官撑控着地方行政和商业。高级将军要么直接兼任省长或职位高于国民党省长。[23]

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777日夜,日军夜间演习听到原因不明的枪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当晚他回到营房)有多种说法,在没有月亮的黑夜因小便,因掉入一水沟里,因溜走泡妓女而迷路等。日军以该士兵临时失踪事件为借口,次日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被拒引发双方冲突。[24]国军宋哲元第29军的“大刀敢死队”被日军机枪屠杀殆尽,宋哲元军被迫撤离北平。在通州由于误传国军打了胜战,1937729日守军杀了城内所有的日本居民。次日,关东军攻占通州,屠尽城内中国人以示报复。国军第29军撤至天津,但被日机轰炸。日本政府于711日增派了五个师到中国,同时宋哲元将军与日方司令签署一项协议,本已解决该纠纷。[25]蒋介石下令增派四个师至保定,指示宋哲元(蒋不信任宋)采取强硬立场。715日,日本政府予宋哲元72小时期限接受711日双方签署的协议。蒋介石坚持由中央政府协议解决,并发表公开演讲,宣布中国领土不容日本再染指。而日本人未将蒋介石这次严肃的讲话当真。于是宛平战斗扩大,关东军入关进入河北,87日日本内阁宣布中国北方五省自治。193787日南京国民抗战委员会作出抗战的最后决定。蒋介石,袁西山,冯玉祥,白崇喜,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和34名高级军官皆出席会议。周恩来和朱德前往南京商谈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组事。[26]

上海会战

日本海军渴望与北方日军成功竟争,集结了一支舰队共32艘战舰,运载海军陆战队。日本海军飞机袭击通往南京的铁路线。8月中旬,经德军训练和装备的中央军第8788师,国军最精锐的部队开始进攻日本在上海周边的据点,日军则以轰炸闸北工人区和虹口大学区作为回应。国军投入8万兵力,日军在舰上和在上海国际区共有12000人。[27]814日,中国空军拟轰炸日军旗舰,结果因飞得太高速度太快以致误炸一家宾馆和南京路上一家百货商店,造成7000人死亡。(另一说是1937814日五架美制飞机轰炸日本军舰,因天空能见度不佳,无法高空作业,而改低空1500米,只得加速,结果投弹完全未命中目标,一颗炸弹击中闸北中国日报大楼,另一颗炸到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官方统计死亡728人。 在法租界另一架中国飞机投弹误炸中上海大世界,超过1000人丧生。[28]于是日方增派第3和第11师赴上海,到9月中旬,日军Matsui兵力增至6个军20万人;蒋介石则投入71个师共50万人,包括由德国训炼的中央军精锐部队,蒋介石亲自指挥,顾祝同助理,陈诚居左,黄绍良居中,张发奎居右。蒋下令将军们不惜一切代价,战至最后一个人;到1020日,国军已战死13万人;115日日本第十军(3个加强师约3万人)登陆杭州湾,威胁到国军右翼和后方;118日日军攻占松江,数日后,大多数国军溃散,上海会战国军伤亡约18万至30万人,[29]日军伤亡约4万至7万人。[30]杜月生将他的防弹车给国军使用,歌女在改作医院的歌剧院安慰照料伤兵。虹口区各街道被日军打死的尸体随处可见[31]。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军精锐部队第87师和88师受到重创,仅黄浦军校毕业的军官便战死20000馀人,严重削弱了日后国军抗日的实力和控制中国的能力。另一说是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民党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国民党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国民党领导抗战,是胡说还是总书记说”? 阿妞博客 2010-09-06)

长江中下游抗战

19371119日国军不战放弃苏州;15和第21集团军从江阴到无锡建立了一道防线,日军突破之,常州1129日陷落,丹阳123日沦陷,蒋介石已将多数政府部门迁往重庆,并将军事部门迁至武汉,蒋下达详细的保卫南京的命令。[32]日军第一军1937917日攻占北平,24日取保定。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108日,日军取Chengting1010日占石家庄;114-6日经小战取安杨和Taming,汤恩伯未经命令,擅自率部撤入山西,但由于他是黄浦系高官,未受纪律处分。1937924日,日军第2军取苍州(Tsangchow);山东军阀韩复渠避战,因拟投敌,阻止李宗仁部进入山东;1015日,德州沦陷。19371224日,韩复渠放弃济南,带上金银财宝和银棺材及省财政现金乘列车南逃,数日后青岛市长亦然;1938110日,青岛沦陷;韩复渠最后放弃军队逃往开封,随即被诱捕,与一名四川军阀一道军事法庭审理于124日判处死刑,另有九名不可靠的将军被审判后处决,30名将军被解除职务。

1938年初,从江苏到山西前线,超过60万国军投入战斗。在北方有些国军打得不错,但旧的地方利益很快抬头,袁西山拒绝与中央军协作,旨在保存自已最精锐部队。同时关东军侵占内蒙。

1938212日第3路军奋力反击令日军震惊,国军收回济南部分地区,国军51路军试图收复蚌埠但未果。蒋调第20路军至徐州,从山西调来第2路军,并令第3路军从后部袭击日军。1938314日,日军第10师,攻占太县等三座县城,但一一遇到国军顽强抵抗。

太原保卫战

中日双方伤亡均惨重。1937112日,日军爆炸一个矿山,突破城墙。守军多四散而逃,剩下傅作义部坚守。118-9日,日军经狂轰烂炸无数生命后占取太原。[33]

悲壮的南京保卫战

佛教将军唐生智极力主张南京保卫战,为其他军队重整争取时间。蒋告诉他:要么我留下,或者你留下。90000名将士沿城墙设立了一个机枪阵。唐生智将军11月底对媒体采访时誓言,与南京城共存亡!赢得一片喝彩。127日多纳德建议蒋介石随时作好起飞准备;尽管唐生智勇敢的誓言,由于中国军队缺乏有凝聚力的司令官,大量最优秀的军官业已战死在上海,大量军官包括蒋介石削弱了道德力量,中国的飞机已撤离至后方,因而没有制空力量,有些士兵年仅1213岁。唐生智很快便寻求与日军达成协议,如果他的部队允许和平撤离,他将交出城市。此建议送交停在一美国军舰上的蒋介石,但蒋拒之。因公开与敌人妥协不符合他的战略。为尽可能多救出士兵,蒋介石最后下令唐生智撤至长江,但已经太迟了。[34] “我们的伤亡自然惨重,因为我们正在用我们的血肉抵抗敌军的钢铁” 他的部下正在各自为战死拼,无法集中行动。唐生智说。唐生智带着一小队人马突围朝湖南方向逃亡,唐生智军几乎全军复没将士死伤无数。[35]杨子江战役,中国军队又损失50万人。官方承认因缺乏医医疗设施,伤乒多数死亡。一位将军报导称其手下12位战区司令损失了11位。在十天的战斗中军队减员70%[36]19371213日,日军从东南、西部两方攻入南京,随即血洗强奸南京,平民被屠杀20万至30万,强奸持续了数周。“我们唯有朝前走,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朝前走,永不退却!”蒋对唐生智说。在南京沦陷后的广播中蒋说:“我们决不投降,勇往直前,投降对国家是灾难。”[37]

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委员长卫队。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惊天地泣鬼神血战台儿庄

台儿庄东部,日军第5师从北面向临沂进军,国军阻击之。1938314-18日和323日日军持续进攻,五天后,国军仍坚守该城部分。国军坚守临沂为消灭日军第10师创造了有力条件。受德军训练的汤恩伯的第20路军,孙连仲新赶到的第2路军,辛丰诚的第31师会战台儿庄(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似),切断日军后勤供应,日军空投物资大多落到国军阵地上。420日仅约2000日本兵杀出重围,逃出台儿庄,日军第10师留下约16000具尸体及绝大多数武器装备。国军没有趁胜追击,国军战死人数与日军相当(南郭注:李宗仁称日军伤亡2万,国军伤亡12000人,可能吹了点;另一说日军伤亡8000人。[38])。台儿庄会战是八年抗战最重要的国军胜战。一般归功于李宗仁和他的德军顾问。但蒋介石在决战最关健时刻飞到徐州前线也有一分功劳,当然孙连仲和汤恩伯亦值得称赞。[39]张自忠将军,前军阀军官,台儿庄战役指挥官之一,因拒绝投降撤退,身负七处重伤最后英勇旬国而成为抗日民族英雄。由于李宗仁不执行蒋介石趁胜追击的命令,因他想保存实力,而不愿意将自已的精锐过分消耗,结果日军第15师卷土重来,于1938518日夺取台儿庄,并于20日取徐州。

河南抗战

在河南,193711月,日军抵达安杨地区,国军从第一战区抽调最精锐部队,在东西两线迎战日军。国军于1938527日将日军D部赶出廊坊。商城的第32路军血战6,但开封仍于66日失守。两天后,日军骑兵抵达新城,郑州危在旦夕,武汉告急;蒋介石不得已下令炸开黄河堤,洪水淹没河南、安徽和江苏大部地区,数百万人或淹死,或死于本来就已极缺生存资源的状况。蒋介石下令决黄河堤以阻止日军势必不可挡的进军攻势。决堤的黄河水宽20里,深9英,600万人受灾,数万人死于水灾,水灾随后又引发瘟疫和饥荒,因此灾区人民对国民政府非常仇恨。[40]蒋 介石有意利用黄河作为战略手段是首次。从长远看,他忽视农民生命的做法,为共产党反对他创造了条件;但从短期析,他的策略是成功的,迫使日军退回东部,为 国民政府及一批重要工厂安全迁移至重庆后方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精英和多数受过教育的公众而言,炸堤是可以接受的焦土战略,全面战争手段。[41]

武汉保卫战

19387月,日军哈塔(Hata)将军的第11军团和第2军团兵力达到38万。蒋介石详细计划投入107个师计80万兵力保卫武汉。但蒋介石的详细计划很快就被日军行动打乱。610日日军开始进攻,取合肥,626日,日军第6师遇国军8个师在太湖县反击,日军撤退以免被包围627日,尽管国军顽强抵抗,安庆在日本海陆军夹击下陷落78日军101师经激烈战斗,占湖口,威胁九江;蒋令薛岳将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九江,但日军101师于723日乘军舰绕过波阳湖,从后部威胁九江。72645000国军弃城而逃,实际上进攻日军兵力不及国军1/4,日军对九江平民重复了南京式的强奸大屠杀。[42]随后数周日军士兵因喝生水,许多人得痢疾暂时丧失战斗力,国军未利用此良机反击。但仍有一些中国军队愿意战斗保家卫国。822日,日军第11军进攻Juichang两天后占领之,此后日军分别向南和西南推进,但遇薛岳军十分顽强的节节抵抗;到1010日,日军战死了10000馀人,但仍距南昌仅一半路程同时日军101师和第106师均不能继续战斗日军向西北方推进的独立混合旅亦遇到了相同的命运国军反复反攻双方争夺胶着,到1010日,日军几乎仍未越过湖北省界。[43]到武汉保卫会战结束时国军伤亡已近100万人。日军承认其伤亡62000人。[44]在武汉上空进行的武汉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

1938827日,日军第2军占商城,916日拟越过大别山进军武汉。1012日,国军放弃H尽管国军人数远多于日军。

19381014日,日军突破国军防线,薛岳部被迫退至南昌途中1018日张发奎部失守阳辛;日军第9师和第18师于1112日轻取永州。日军第6师在四水进攻国军第11军,1019日国军第11军崩溃。此时日军各师从各方向汇聚武汉,第13师,16师,3师,10师,6师和106师,而武汉市开始惊荒乱,国军罗卓英部撤得不够及时,被1025日进城的日军屠杀了不少。蒋介石下令毁城,但业主拆除了炸药。[45]

日本海军陆战队19385月占领厦门福州和汕头,广州成为唯一仍在国军馀汉谋的第12路军控制下的重要海上通道。1012日,日军第2170000人进攻广州,1021日几乎未遇实质军事抵抗轻取之,1939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张发奎军未经命令擅自从湖南撤至广东和广西。

南昌保卫战

1939年初,日军第11Okamura部拟重新进攻薛岳部,此时薛军共有35个师,以23万对日军的75000人;且该军团已有成功战胜日军的战绩,因而士气高昂;不幸的是蒋试图在重庆直接遥控指挥,导致变成日军掌控战争主动权。[46]1939318日,日军第101师越过湖南道县,国军迅速退守离南昌几公里处。反攻计划被迫放弃,部分由于矛盾的命令。327日,日军从北,西,南三面合围而轻取南昌。然后日军除了第101师和第106师留守南昌,其馀进军湖南,1939421日国军49军和74军的大规模进攻令日军吃惊,日军坚守了两周,后来在其空军配合下于58日才突破国军包围逃走。[47]

第一次长沙保卫战

19394-10月,日军115个师进攻长沙。陈诚将军指挥365000国军英勇抵抗日军924日,日军第3师和第6师进抵湘江,两天后由穿越洞庭湖的海军陆战队配合攻占长沙一半,但这是陈诚诱敌深入以歼灭之的决战战略927日国军开始大举反攻,108日击败日军并重创之。而进攻江西的日军遇到与进攻长沙的日军同样的命运。[48]在长沙会战中,后任国军第74师师长的张灵甫将军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民党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南方战役

为湖南战败所恼,日本帝国总部下令日军第21军进攻广西。19391115日,日军第5师占Chinhsien1123日,经海陆两栖配合作战取南宁。白崇喜19万人以三比一的优势,于1218日发起反攻,到新年时打死日军第5师数千人,并将其先遣旅逼向南宁。[49]

1939年冬季反攻

在薛岳成功和苏军胜战的鼓励下,蒋介石下令193911月举行冬季反攻,投入80个师的兵力,此会战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军事上却未取得预期效果。日军以攻占广西南宁,到1940年春挫败了国军的攻势。[50]19391119日,经一系列深夜会议后,蒋下令投入一半军队发起冬季反攻。发起正面反攻,宣称要夺回南京。但国军在杨子江战役后仍然非常弱,装备极差,杂牌军1/3士兵有来福枪,仅有2600门大炮,1500辆军用卡车;有些司令官裹足不前或抗拒命令。但中国军队在该期间,仍发动了2300次进攻。突破开封和武汉日军防线,但总体上则是失败的,至19404月反攻战全部结束。[51]

中共人为制造宛南事变

叶挺的新四军自19388月,在长江下游活动,上海,南京沦陷后,其游击活动扩展至整个江苏南部和安徽,与黄浦系的顾祝同第三战区合作。而新四军在长江北部的迅速扩张与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冲突日盛,1939-1940年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江苏北部大部地区,将国民党省长韩德勤限于Paoying城及运河地区。新四军如今拥有6个师,江南由陈毅,江北由张云逸指挥。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统戴立控制的忠义救国军[52](忠义救国军肯定不是中共胡编乱造的《沙家滨》中那样萎琐)。1940年经国共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让出江北换取新四军撤出江南。

蒋介石命令新四军于19401231日前移防江北。因他不想将来共军与之争南京上海的天下。他向周恩来保证他们将享受安全通道。白崇喜说:强力是必要的。蒋介石对他的将军们说:“如果1231日最后期限错过,‘那就毫不怜惜地消灭之’。12月底国军进入该区,军官被告知:消灭匪帮。194114日新四军军部开始走南部通道(蒋介石要新四军走北部通道)朝江西根据地方向出发,而不是朝约定的江北。19日 新四军面对人数和武器装备绝对优势于已的国军,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蒋否认前线战报,说他已同意予新四军一条安全通道。当饥寒交迫的新四军行至石林村时,叶 延将军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停止攻击并附上他准备接受惩罚,“虽然我不怕死,但我担心你的电讯信息,他补充道‘我等待你的命令’。叶将电报发给延 安由其转送蒋介石,延安确始终未转发该电给蒋介石[53][54]国军顾祝同部在安徽茂林地区包围新四军总部,随后十天的战斗,112日国军用密集的炮火发起进攻,两天后毛泽东发一电给新四军称蒋介石已同意停火。那时战斗已经结束。估计约200010000名新四军战死。毛泽东当时说7000人被消灭,幸存者说女乒被强奸,俘虏强行军400里后关入集中营。有些人被抢杀,有些人被活埋。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在逃亡途中被其部下枪杀并抢走了他藏在烟袋中的黄金。117日重庆正式取消新四军番号,事实上,陈毅接管了新四军,刘少奇任政委,继续在江南江北活动。新四军事变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55]但是名义上仍合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占据富裕江南地区的另一共产党中心过份壮大,有意借机陷害项英人为制造的惨案。

19411月日军投入15万人,300辆坦克,100架飞机,进攻河南南部,国军撤退,切断日军后部,攻击敌军后勤,成功地使敌军伤亡高于国军,并于2月中旬迫使日军退却。在江西上国国军打了一场可同台儿庄相毗美的战役,击退了日军的进攻。[56]

19413月,日军第33师和第34师,在江西北部实行报复性进攻,通常无能的黄浦系罗卓英部和国军第19路军奋起反抗,322-25日进行肉搏战,中日双方均战死数千人。[57]

第二次长沙保卫战

日军第11军增兵至四个师和四个独立混合旅计125000人,1941912万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动用了100架飞机,20战舰,200辆机动船,从长江进入湘江。薛岳指挥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切断其后勤供应,侧面进攻,使日军损失惨重而败退。至1941年底,日军已死亡185000人。[58]1941917日,从永州南渡湘江,26日集结于长沙东部,薛岳的30万大军期望拖住并击伤更多的敌军。日军由于进军迅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粗心大意,后勤供应跟不上。蒋介石令长沙守军坚守拖住敌人,927日,薛岳军从东,东北反攻日军,令其措手不及,被围困的日军第11军拼死突围;三天后日军突围后败逃北方,国军则半心半意追击,丧失了全胜的良机。[59]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

194112-19421月第三次长沙保卫战中,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指挥[60]国军设立了11道防线,抗击十万日军;一个炮兵阵地国军与日军反复争夺,先后五次易手,可见战斗的激励程度;[61]国军再次击退日军A的第11军的猖獗进攻,日军被国军打得损失惨重,被迫败退越过湘江。

19435-6月,日军第115个师进攻湖北东部,击沉长江中任何船只,以报复陈纳德的空军击沉日军长江供应船。蒋介石以为日军拟进攻重庆,命令陈诚和Y集团军抽调70000人返第六战区保卫重庆。日军完成扫荡任务即打道回府。美国华盛顿亲蒋的院外活动人士欢呼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陈纳德写信告诉罗斯福称日军10万众伤亡3万人。而日军实际伤亡数仅1125人死,3636人伤。同时陈纳德的空军攻击已面临日军第三空军师的顽强抵抗,导致第23飞行大队暂时放弃衡阳和礼陵机场。[62]

日军最后一次大扫荡

1944年春,日军发起最大的反攻战,从满洲一直到印支。日军发动攻势前大宣传,中国人不是日本的敌人,白脸的魔鬼才是日本的敌人。告诫军人善待当地百姓,军歌表现其仁慈。日军司令I投入50万兵力,配上7万至10万战马,800架飞机和1200015000战车,横扫黄河流域进入河南。汤恩伯部随之崩溃;日军进攻时军官们正在打蓝球。三个星期内,中国30万军人被俘虏,以401的死亡率。19444-5月,日军攻占京汉铁路河南段,国军仅半心半意抵抗,故日军几乎随意行动。日军河南行动的代价仅是死869人,伤2280人。[63]三 个关健的基地和战略要地被攻占。河南农民们用原始武器攻击溃不成军的国军,以报复黄河决堤之家仇及先前受到国军的欺压,有些士兵甚至被活埋。日军随后从武 汉长驱直入到湖南,蒋介石下令守军薛岳部死战。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怀特形容该战役为全国无人地带最残酷的战斗。陈纳德的飞行大队不停地攻击日军。中国军队自1938年以来三次在长沙击退日军的进攻。但蒋介石却拒绝向薛岳增兵,他怀疑薛与南方自治者同谋。先前胜利的精神已不再。在120里长的战线上日军从中央突破。[64]史 迪威与陈纳德将军之间爆发的争论打断了反击。陈纳德认为再增加一些供应,他的战机可以阻止日军的攻势。但史迪威没有兴趣证明陈纳德的理论。战争可由空战取 胜。他关注缅甸战况而非中国。当陈纳德相信史迪威幸灾乐祸看到他预言的命定实现,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陈后来写道,史的副手告诉他,史迪威是故意让南方 的战局恶化,作为赌注迫使蒋介石允许他指挥国军。[65]史迪威将陈纳德用他所有的飞机攻击日军武汉基地,切断南部日军后勤供应的建议,放进抽屉,人却飞往缅甸,不置可否。

悲壮的衡阳保卫战

日军第116师和68师进占衡阳,194466日 攻占衡阳机场。薛岳部被日军打出长沙后,撤退至周边的山中,并期望反攻。由于蒋介石怀疑薛将军与其他人结盟期望取代他,蒋介石控下军队不予支援。让薛部与 日军孤军奋战。在与重庆电报争论中,一支军队陷入敌阵被消灭。蒋介石令薛部向西撤进四川,薛欲保持独立转向南撤,并由第十军攻占战略要地衡阳,6月底日军攻占衡阳机场,包围市区。陈纳德称之为“中日战争之一场真正伟大的英雄史诗”。陈纳德的空军放手猛击日军,因史迪威还在缅甸。

第十军10000名将士在台儿庄战役指挥官指挥下坚守衡阳,日军由于空袭轰炸严重削弱,后勤供应中断,弹药不足。陈纳德的第十四空军大队在此衡阳保卫战中击落日军飞机210架,俘虏90名日军飞行员。7月 中旬,日军反击略占上风,蒋介石仍然拒绝增兵,但他最后决定派援兵,准备发起反攻。此时国军是日军的四倍,虽然许多士兵患痢疾,每天仅有两碗饭,“他们的 精神绝对狂热”。美军情报官报告称。但他们的装备差,仅有莱福枪和一些机枪,薛岳需要的是武器而不是更多的伤病士兵。怀特报告称前线一支部队仅1/3人有莱福枪,没有装甲车,仅两台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炮。黎明前,国军发起进攻但未成功。“中国士兵们能奉献的血肉他们均已尽力,他们朝山丘上冲锋,死在阳光里,但他们没有火力支持,没有枪,没有指挥,他们是注定失败。”

尽 管蒋介石不断地从重庆发出命令,他从未组织主要的攻击战。由于日军援兵,坦克轰击城墙外围,而陈的空军这时由于缺汽油,有时三天才能起飞一次。城内守军严 重缺粮和后勤供应,他们用无线电发紧急求援,陈纳德和副官向史迪威求助,他答:若投掷供应品将会创立先例,要求更多的供应而无法满足,这都是蒋介石的问 题。接到薛将军的1000吨供应品的请求电报后,史迪威答:让他们自作自受。陈纳德的军官自作主张运送了一些大米、医药和弹药从300米低空投向燃烧的城市。陈纳德最后请求500吨弹药用降落伞投掷,被史迪威否决,“纯属浪费”他说。87日守军发出信息“日军已进城,我们正在巷战。我们的人全部战死,这是我的最后信息。”次日衡阳陷落,坚守了七周后,方先觉少将(Fang Hsien Chueh)的第10师坚守衡阳城墙内,反复击退日军进攻,同时第14航空大队挫败了日军增援的努力。[66]87日衡阳守军弹尽粮绝最后失守,300名勇士杀出重围,到仅两公里外的国军阵地。此时日军已摧毁一半在湖南的精锐中央军。[67]薛岳将军是国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第十军将士英勇奋战的英雄史诗可歌可泣。

在湖南常德保卫战中,国民党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 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剩有200人还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 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威震海内外的中国缅甸远征军

史迪威将军亲自指挥孙立人的第38师和廖耀湘的第22师对日军第18师和第56师发起进攻。日军抵抗非常顽强,直到12月仍将第38师挡在YubangGa村。国军打得稳健,有板有眼,史迪威时常对孙立人过分谨慎和迟延不耐烦。尽管如此,国军运用炮火,装备得体,各部相互配合,日军反攻时无人跑逃,道德回升,终于在19441月日将日军赶走,但两个月仅推进了20公里。329日国军迫使日军退出Shaduznp。日军第18师现集结在Kamaing撑了两个月。史迪威怒斥孙和廖,怀疑他们背着他与蒋介石联系。最后第38师第112团于526日推进到S616日攻克Kamaing

Salween前线,卫立皇的Y军团集结72000人,尽管装备不如X军团,其武器装备及所受训练使其成为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第53军,54军,第2军和71军于1944511日越过Salween。日军顽强抵抗一个月,国军英勇奋战;

194410月日孙立人的新一军(3830师)与廖耀湘的新六军(2250师)与英军第14师和36师及美国空军配合作战,打日军第33军(5618和第2师),尽管日军顽强抵抗,于1130日攻克之1215日日军向两个中国军投降。孙立人的新一军和第六军,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Y军团在美空军配合下将日军56师赶出中国至Wanting地区。

19454-6月训练计划的效果,因日军第116师进攻湖南P得以检验。国军67000人魏德迈将军帮助阻止蒋介石试图干预战斗,空运第22师至Chihchiang,同时美军第14空军撑握制空权。日军最后以伤亡6000人(中方伤亡20000人)而放弃进攻计划国军各方面均有相当进步,配合作战,医疗保障装备实力令日军刮目相看。[68]

日军与国军伤亡数据

根据国民政府统计的数据,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在中国战区共伤亡2419000人,其中死亡4830001937-1939年期间伤亡1111000,其中死亡2220001940-1941年期间伤亡523000人,其中死亡104000人(南郭注:此数据可能存在跨大成份)。[69]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宣称整个抗日战争国军伤亡3211000人(其中1320000死亡),19371941年期间伤亡2521000人(其中死亡1029000人)。虽然上述数据涉及日军伤亡数被认为有所跨大,而涉及国军则有所缩小,但无可否认的事实乃是日军伤亡至少在100万以上应当是肯定的。而国军伤亡则肯定在320万以上。

共产党假抗日真发展

延安工人学校主编的教材中明确:共产党的政策是70%扩张,20%与国民党周旋,10%抗日(毛泽东亲自对杨成武将军说过同样的话)。国民政府则利用用战争岁月,赢得英国美国重要的外交让步,包括1943年终结不平等条约和1944年正式承认为四强之一(南郭注:当然四强之说显然不够有信服力,主因是因十四年抗战,中国国力被消耗殆尽,内忧外患不断使国民政府根本无法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

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

1942年中途岛海战美军击崩日本海军后,日本败局已定,但其陆军仍战斗力极强,日军由于武士道精神的激励,士兵往往战至最后一个人。在美国在广岛(194587日)和长琦(89)投放两颗原子弹后,苏军亦从东、北和西三面同时进攻关东军,日本于810日第一次提出投降,8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严格意义上说,日本不是被中国军队打败的,而主要是被美军打败的,特别是美国的军力物质生产力远远超过日本数十倍。美国在二战时成为民主兵工厂,1941-1945年期间,国民生产增加50%,钢产量翻番,造船增十倍,飞机产量增十二倍。期间造船吨位商船总吨达5100万吨,平均一天造船三艘;有些船从建造到下水仅花四天半;同期飞机生产总量达30万架,在1944年高峰期,每天生产250架飞机。[70]中国军队经适当训练和必要的武器装备,其战斗力不亚力世界上任何军队,这从孙立人将军的新五军,廖耀湘将军的新六军,卫立皇将军的Y军团所向无敌的辉煌战绩得以证证。

 



[1] [1]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279.

[2]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67

[3] 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utledge 2003) p.187.

[4] Fenby, Jonathan, Generalissimo( London: Free Press, 2003) p.10-11.

[5]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410.

[6]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5.

[7]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

[8]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455.

[9]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XIV.

[10]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60.

[11]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Longman, London 1998) p.67.

[12]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

[13] Dorn, Frank, The Sino-Japenese War, 1937-19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aul Harbor( New York, 1974) p.120-132. Also,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15

[14] Whitson, William W.,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cy, 1927-1971,( New York, 1973) p.70-74.

[15] Johnson,Chalmers A., Pease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 China Quarterly 72 (December 1977) p58.

[16] US War Depart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2 Vols Washington1945,p.121,127,129,131,140,142,145.

[17]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8

[18] Johnson,Chalmers A., Pease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 China Quarterly 72 (December 1977) pp.766-785.

[19] US War Depart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2 Vols Washington 1945, p.v.

[20] Gibson, Micheal, Chiang Kai-Shek’s Army (1924-1938)(dissertati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p.362-363. Chapter I.(War)p.43-39.

[21] Charles F.Romann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pp.32-33.

[22] Charles F.Romann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pp.34-35.

[23]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35.

[24]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4

[25]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11

[26]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5

[27] Eastman, Lloyd E., Et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9.

[28]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295.

[29] Chi His-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1982)p.43.

[30] Pellissier, Roger, The Awakening of China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67) p.382-383.

[31]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9

[32]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19

[33]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24

[34]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9

[35]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20

[36]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08.

[37]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10.

[38]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84

[39] Dorn, Frank, The Sino-Japenese War, 1937-19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aul Harbor( New York, 1974) p.146-158

[40]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21.

[41]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29

[42]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31

[43]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31

[44] Farmer, Rhodes, Shanghai haracst (London:Little Brown, 2000) p.130.

[45]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31

[46]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36

[47] Dorn, Frank, The Sino-Japenese War, 1937-19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aul Harbor( New York, 1974) p.260-264

[48]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37

[49]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37

[50]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96

[51]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58.

[52]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pp.123-136.

[53] Peter Clarke, The Cripps Uersion(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2001) p.152-156.

[54]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64.

[55] Whitson, William W.,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1973) p.210-221

[56]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302

[57]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42

[58]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303

[59]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44

[60]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77

[61] Furaya, Keiji, Chiang Kai-shek (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725.

[62] Charles F.Romann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p301-310

[63] Charles F.Romann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p329-360

[64]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416

[65]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417

 

[66] Charles F.Romann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p371-374

[67]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420

[68]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305

[69]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1984) p.136.

[70] Geoffrey Park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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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 :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 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 重”,即一支补给部队。 (2010/9) [Reply]
郭国汀: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着〈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2/2011) [Reply]
郭国汀: 根據中共中央編譯局援引日本方面的統計數字,中國軍隊在抗戰期間,總共擊斃日軍105.5萬人,打傷日軍117.22萬人,兩者相加為222.72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大軍教授畢生研究抗戰歷史,他統計日寇在中國戰場的死亡人數為198.4萬。如果该数字属实,那么中日双方军人伤亡比率几乎达到2比1,也未免令人怀疑。 (8/2011) [Reply]
郭国汀: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着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2/2011) [Reply]
郭国汀: 胡: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2/2011) [Reply]
郭国汀: 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朱绍良)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2/2011) [Reply]
郭国汀: 孙: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2/2011) [Reply]
郭国汀: 孙: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2/2011) [Reply]
郭国汀: 胡: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 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2/2011) [Reply]
郭国汀: 孙: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2/2011) [Reply]
郭国汀: 孙: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2/2011) [Reply]
郭国汀: 孙: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 (2/2011) [Reply]
郭国汀: 抗日英雄孙元良将军指出: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 、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2/2011) [Reply]
郭国汀: 常德会战英烈不能瞑目 一九四九年之前,常德的父老乡亲,怀念国军参与常德会战的英烈,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建了一座“陆军第七十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其构成的陵园,时称“公墓” 在陵园即公墓的南大门,耸立着一座大牌坊,由王耀武题名曰:“陆军第七十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在牌坊正门梁上有蒋中正的亲笔题词“天地正气”。在“天地正气”之右侧衬有白崇禧题“旗常炳耀”,左侧则是陈诚题的“碧血丹心”。常德县参议会敬题对联“孤军浴血千秋壮,公墓埋忠万姓哀”,嵌刻于正门二侧。在牌坊的背面梁上,是何应钦题的“万古军表”,“忠贯日月,气壮山河”。 “陆军第七十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第二层四壁还有当时名人政要的题词,其中在西北的壁面是于佑任的题词。很显然上面题词的这些人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层官员,直至中国抗日战争的统帅—蒋介石。可见常德会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参与常德会战全体将士的丰功伟绩! “陆军第七十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基壁上,清清楚楚地刻着所有牺牲者的姓名和军衔军阶官职,曾记否?其中最高者为“少将团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是看得着的,为公众所知。 可是共产党政府为了洗丑卖乖,肆无忌惮地篡改抗日战争的历史。为了窃国和图存,几乎向周边所有接壤的邻邦奉送了祖国领土的中国共产党,以卖国贯穿始终的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漂白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将英烈的姓名全部弄除。现在游人们再也见不着了,后来人简直不知这些抗日阵亡将士的隶属与功绩。参加常德会战的英烈们,万没有料到壮烈牺牲者竟不能瞑目,生还者要受尽人间和苦难。 中国共产党窃据中国大陆后,匪性不改,弄得是非混淆、黑白不分、人妖颠倒,正是:真烈士无埋骨之地,假烈士却充满神州! (11/2010) [Reply]
郭国汀: “毛泽东感谢日本”言论集 1,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2,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3,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此,不要日本赔偿!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毛泽东与日本政要的谈话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毛:“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1955年10月15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 1961年1月24日 毛:“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以上文献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0/2010) [Reply]
郭国汀: 1937 年3月15日,中共为图存,第一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保证”。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 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 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0/2010) [Reply]
郭国汀: 郭国汀还披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抗日名将薛岳,是蒋介石变相谋杀的。 古镜 发表于 2010-9-9 14:05 汝这个五毛党徒整天只会胡说八道!蒋介石先生对薛将军不太信任可能是事实,起因于两件事,第一,1922年率兵围捕孙中山者正是薛将军,当时他是陈炯明将军首下的一名团长。其次,1929年薛将军参加过倒中原大战加入反蒋的一方。此外,薛将军不属黄浦系中央军。因此,蒋介石确实有可能对他不太放心。但是在大原则问题上,蒋介石对薛将军还是很不错的;其实,第一次长沙保卫战,是薛将军坚持抗命打的,当时薛将军一腔报国真情,感动了蒋介石,使他从开始时下令不打,转变成支持薛将军开打,而且打了大胜战,问题在于当时陈诚和白崇禧将军也认为不应当打,而应当保存在力量。薛将军是个非常优秀的将军。他后来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一直活到103岁才去世。我对蒋介石先生了解得越多,也就越敬佩这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他固然也有某些缺陷与不足,甚至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在大原则大是非问题上,他始终正确,而且他为人宽厚仁心有余。有关真实的蒋介石,近期编译了《还原蒋介石》披露了许多大陆国人从来不知道的真相。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一枝春雪冻梅花 历史不会成为某个集团手中之玩物,它总有一天会让老百姓看清楚,是谁在说假话欺骗人民。人民可骗一时,但不可能骗到永远! (9/2010) [Reply]
郭国汀: 在双十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 (9/2010) [Reply]
郭国汀: 毛泽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 决策“改变抢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亦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 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 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 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 (9/2010) [Reply]
郭国汀: 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 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徵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 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 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接到吕其恩的报告时,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个派兵进入东北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中共山东军区立即派出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五千到三万兵力,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萧华统一指挥。中共抢占东北遂正式拉开序幕 (9/2010) [Reply]
郭国汀: 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 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苏军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07 (9/2010) [Reply]
郭国汀: 毛在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 (9/2010) [Reply]
郭国汀: 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 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 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 (9/2010) [Reply]
郭国汀: 中共持长期通日本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9/2010) [Reply]
郭国汀: 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 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 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9/2010) [Reply]
郭国汀: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 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 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 (9/2010) [Reply]
郭国汀: 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 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愈好做。”59 (9/2010) [Reply]
郭国汀: 共军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 (9/2010) [Reply]
郭国汀 : 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内部言论,这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 (林保华按:9月3日,两岸的「两个中国」都列为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华民国是军人节。中共一面说为蒋介石平反,一面又继续歪曲历史吹嘘他们是抗战的主力。下面一些珍贵资料是中共仍然「保密」的毛泽东有关抗日的讲话。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已经面目全非。对日本政治人物的讲话,是在文革时期流传出来《毛泽东思想万岁》(外界「盗版」)中收录的,1976年我到香港时还能在「托派」开的「一山书屋」里买到,不久就绝版了,那是研究毛泽东真实思想的绝佳教材。这些资料是我以前在网上下载下来的。)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2)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3)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此,不要日本赔偿!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文原版) (2010/9)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