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名誉是人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安身立命之本
郭国汀
良好的名誉乃人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安身立命之本。一个人若失去了财富,当然是巨大的损失;若失去了爱情,更是重大的损失;如果失去了自信,自然也是严重的损失;然而,要是一个人丧失了良好的名誉,那么他就失去了一切!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或是做学问搞研究莫不如此;是故,古今中外人们为维护自已的正当良好名誉不惜抛头洒血者大有人在,南郭当然不能例外,吾历来像维护生命和自由一样维护已之名誉权。
自2003年1月吾立志改行做人权律师以来,特别是自成为郑恩宠的辩护律师以来,先后有不下一个加强排的共特、网警和党用文人匿名对郭律师进行了疯狂的诋毁诽谤。但南郭始终对匿名诽谤者一概不予理采!因为它们不敢公示真姓实姓足以证明其系胡说八道,当然不值耗精费时反驳,因为网警、网评员的主要任务即整天泡在网上专干诋毁志士仁人的名誉的勾当,旨在纠缠不休空耗人们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因此,若与匿名诽谤者论辩不休正是上了中共流氓的大当。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出现了某些来自民间反对派的诋毁郭律师声誉者。张思之大律师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郭国汀“不战而逃”,导致某些人士趁机竟相指责郭律师是逃兵!如果郭律师是所谓[逃兵]我不知道还有谁配称战士?!(详见“再论政治案低调消音妥协辩护论的严重危害性”及“郭国汀律师系统批判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论文目录”)李建强(刘路)由于我公开批评他若干原则性错误至为明显的论点,竟假[康平]匿名对郭律师疯狂诽谤,致使吾之老友草根也信以为真(见“ 敦促刘路公开辩污的最后通牒”);张耀杰恶意再三诽谤郭国汀律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见“痛斥張耀傑----予汝真诚道欠的最后通谍!”);刘荻恶毒诽谤郭律师写过[悔罪书]是[精神病]和刘逸民诋毁郭律师写了[悔过书]并向中共[乞求]出国,均严重地损害了郭律师的良好声誉(见“刘荻的灵魂竟是如此[美丽] !”和“ 郭国汀律师的[悔罪][悔过]与[乞求]”);还有鲁凡,草虾,[中华正国皇帝]胡德斌之流出于种种不同动机也恶意诋毁郭律师,造成郭律师的名誉受到损害。鉴此,南郭以为有必要将各界公众对郭律师的客观评价公之于众以正视听(见“各界人士高度评价郭国汀律师”)。鉴于张耀杰恶意再三诽谤郭律师,且在予之公开道歉的期限内不但拒不道歉,反而继续恶意诋毁郭大律师,南郭将适时正式提起名誉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起诉这个不懂装懂且人格低下的假、伪[学者](至少在批评郭律师问题上,张耀杰是货真价实的假冒伪劣[学者])!
南郭竭诚欢迎任何人对本人的任何论点提出任何正当批评批判,只要你的批判有理有据能自圆其说,南郭承诺随时愿意纠正业已被证明为错误的任何论点,若证明由于南郭批评错误造成任何人名誉受损,南郭亦将诚恳道歉;但南郭决不允许任何人诽谤,也决不放纵任何恶意诽谤者;南郭重申保留对任何恶意诽谤郭律师且拒不认错道歉者提起名誉侵权害赔偿之诉的权利。
2008年6月22日,第121个《反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维权抗暴日》于加拿大
我从海事律师转变成人权律师的心路历程
郭国汀
我为何放着功成名就既能赠钱又无风险的海事大律师不做,却半途改行做既不能赚钱又风险巨大的人权律师?几乎每个记者采访时都要问此哥德巴赫猜想,我也做过多次解答,确实仍未说清楚。
2004年11月28日赵国君在《做一名人权律师——访郭国汀律师》采访报导中称:“郭国汀是国内杰出的海事律师,学养深厚,技艺精湛,20年的从业经历使他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发展下去,但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毅然转向,要做一名人权律师,为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维护基本的人权而战!“郑恩宠案、清水君案、杨天水案、师涛案、张林案”等一系列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影响的人权案件,对“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势力”(马寅初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无畏、无惧,有情、有力地行走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
在该采访问答中实际上我已坦陈成为人权律师的心路历程:
赵国君:在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您再一次转向,从一名声望卓著的海事律师转为以做一名出庭律师为终生志向,为什么呢?
郭国汀:在许多人看来,在海事方面我的名气刚刚做出来,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但多年的思考和经历使我认识到人权律师要比海事律师更有价值,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律师,没人敢做,想做又没能力做,时代呼唤人权律师,我不下地狱,谁下?!
赵国君:怎么自然就是您可以做人权律师?
郭国汀:因为我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喜欢读书,爱思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自学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地理,中文、外文。大学毕业后,我有28年的读书计划,这些计划有系统的、有范围的、有方向。多年学习和训练使我对世界有了更深的思考,有一整套成熟的观念。另外,3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万米长跑,使我有顽强的毅力,精力旺盛。王安石说:“有志与力而不随以怠”,就可以实现理想了。而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做人权律师既是性格使然,也是时代的召唤,更是我内心信仰的选择。
赵国君:您应该知道其中的艰难,凶险之中,律师思虑的应该是如何逃离鲁迅先生所讲的“覆灭”,进退有度,以求自保,您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在“壕堑”中做战,岂不更好?
郭国汀:有许多人善意地要我自保,我理解。但我不会自保,也不需要自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认为,自己已不复当年。我已经被强大的思想武装起来了,知识的力量使我感到强大、坦然和从容。我对我的言论负责,任何人认为我的言论是错误的,都可以公开地争论、我竭诚欢迎任何人公开批驳论辩我的任何观点。另外,时代也在进步,再也不是毛泽东专权时代,因言获罪,动辄得咎。人权条款已经写入宪法,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身正就不怕影子歪一切遵循法律,本着公开、公正的态度去做事,何需担心?何来自保?什么叫无谓的牺牲,为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伟业献身是有价值的。我深知所选择的是最艰难的道路,然而能为之牺牲奉献,此生足矣,死而无憾!
赵国君:从您身上我看到了一股勇于担当的勇气,一种坚持说真话的精神,看出了您要做伟大律师的志向,但当今之世,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者少,碌碌庸庸,寡廉鲜耻者多,在胜诉与职业操守之间艰难取舍困扰着许多律师。您的大志、大勇,面对真我,不畏强权的勇气能了我们深深的启发,向您表示敬意!
郭国汀:过奖了,我觉得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始终应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做一个讲真话做实事的人放在首位。其次,要有同情心,责任感,敬业精神。再次,要有不断学习进取的求知欲。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法律人更应成为社会的良心。中国正处于社会历史变革的伟大时期,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法律人。无论是做律师,或是法官或是检察官或是公安、国安人员,不要忘记自己是法律人。做个诚实正直的人,恪守为人之道,对社会正义,公道要有责任感,不要唯钱是问,唯权是图,唯利是追,胜诉来自扎实细致的研究案情,充分的准备,机智灵活的思辨。律师应当运用媒体的力量,千万不要为胜诉不择手段成为讼棍,更不要陷入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地步。时刻牢记:头顶三尺有神明。干任何坏事者终将得报应。不是现时即是来世,我相信人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原则毫厘不差。
赵国君:重复的千万次的问,您有没有恐惧过?这样做……
郭国汀:坦诚地说,我还没有免于恐惧。但我实在当不成狗熊,当不成懦夫,只能选择当一名无所畏惧的自由人,当一名一生说真话的中国律师!我的亲朋好友忠告我,中国那么大,不缺你一个书生爱国爱民,省点心吧;还是多多爱妻爱女吧!还有不少网友们说,不要拿鸡蛋碰石头,要加强自我保护!我也曾恐惧,也曾想退缩,恐惧的代价便是心神不宁精神萎靡不振;退缩的代价,便是某些人的肆无忌惮,得寸进丈!我并不弱智,当然深知可能的结局。我有爱我如命的可爱的娇妻,我同样也有令我骄傲和自豪的爱女;我当然懂得名律师赚大钱的容易,我更知道我心中的期望,祖国的需要,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我当然知道自由的可贵,爱情的甜蜜,春天的温暖……我多么渴望我的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宁;我多么盼望从此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舆论结社教育讲学演讲的真正自由得以实现!我多么期望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法治人权宪政宽容的理想!
赵国君:在这样的环境里实现您的理想是很难的,您可以不走捷径,或者不甘于庸碌,但需要面对的困难很多,成为一名人权律师需要付出的更多,您有这样的准备吗?
郭国汀:虽然我的志向虽然一直在变化之中,但一直自觉地将树立的远大理想与祖国的事业结合起来,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勤奋努力地学习和工作着,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进取着。执业20年来,我最骄傲的事情莫过于从来没有为了打赢官事不择手段,从未颠倒是非,为胜诉而搞私下交易。实在是因为我的志向与性格所致。既然我的志向不在于通过律师职业赚大钱,而在于最终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律师,加之我的性格是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生,我把人格尊严,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当然就不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不会为了权势却当奴才讨好权贵。我时刻准备着为理想奉献一切!
赵国君:不知怎样结束这个访谈,我们谈论的话题也许太沉重了,知道先生是一个基督徒,从您舍身求法的勇气中也能看到您博爱众生的信仰。
郭国汀:之所以决定以为政治良心犯辩护为主业的人权律师,是因为从杨天水、张林、李国涛、许万平等民运志士身上,我看到了政治良心犯实质上是当代中国精神最高贵的人。清水君案的实质是公民因依法行使宪法明定的言论自由权和结社权而受到枉法无理追究,不但涉及公民思想言论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而且事关公民基本人权,涉及舆论 监督权和批评权利。也关系到公民行使上述权利的罪与非罪的重大原则问题。我始终认为:律师应该仗人间义,应当为伸张正义,弘扬正气,维护公道真理而战,决 不应唯钱唯权是崇。律师应当是社会的良心,是弱者的维护者,是法律的捍卫者,是正义的伸张者。何况,我以做人权律师为目标,对这样关乎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 绝不能无动于衷。
我本来是海事律师,如果我继续海事专业律师的话,一年赚一两百万不成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如此严峻,绝大多数的中国律师不能在人权领域有所作为, 对我们国家、对中国律师、对中国的人权事业都是一种悲哀,一种耻辱。我做人权案件,没有甚么收入,还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所以要放弃我的海事海商专业,立志做人权律师,不过是要为中国律师开拓一条道路,争取表达自由权,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权,唯其如此律师才有力量,才能拒绝做司法娼妓。
一个社会若讼棍型的律师大行其道,而正直诚实正义的律师反而备受打压,那肯定是司法审判体制出了问题。逼良为娼的司法制度,毫无疑问是极权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的必然副产品。不幸的是我国目前的司法审判体制,确实在逼良为娼。这也正是当代大学生们缺乏理想如此现实的根源。一党专政的极权独裁政治不改革,就别指望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人们多选择随大流,或者加入其中分一杯羹,或者埋头一已私利,或者对社会不公,非正义不闻不问麻木不仁,事不关已,如果人人如此,当然不会有任何希望。
执业20年,我最感自豪的事可能就是从未为了打赢官事不择手段,从未颠倒是非,为胜诉而搞私下交易。这是因为我的志向与性格所致。既然我的志向不在于通过律师职业赚大钱,而在于最终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伟大的律师,加之我的性格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把人格尊严,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当然就不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不会为了权势充当奴才讨好权贵。
立志成为伟大的法律人(包括律师、政治家、法学家、思想家、法官、检察官)就要选择一条可能是艰难困苦的道路,至少物质上不可能成为富翁,但精神上却可成为亿万富翁。比如成为伟大的律师,就不可能成为赚大钱的律师,因为两者本质上是冲突的。欲赚大钱成为商人型的律师倒有可能,时下成为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律师则更轻松。因此,立志决定了一个法律人的人生走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有1%的法学院大学生立志成为伟大的法律人,中国日后的局面肯定能大为改观。
伟大的律师不但敬业认真负责,而且有勇有谋有智敢说敢想敢为,为真理不畏权势强权,为社会正义不怕得罪权力部门,为公道敢于抗争,对立法司法能提出卓有成效的建议,对政治敢于直言不讳。伟大的律师必定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捍卫的已不是一人一事一时的是非,而是大是大非大原则。他努力奋斗的不是为名利,更非为一已私利,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根本长远利益奋不顾身。时代呼唤伟大的律师,中国需要伟大的律师。
促使我作出如此重大改变的决定,源于我内心的信仰。我一生中从不唯权势,不惧强权,不唯钱财,但唯真理是从。大学四年废寝忘食的学习思考,使我闻道甚早。岂料却因独立思想见解被吉大法律系党总支当作精神分裂症患者!三年后好不容易考取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却再次因在私信中批评 “人民民主专政”,被女友出卖不但未能入学深造反而惨遭取消律师资格一年的处罚!此后我被迫远离自已最喜爱的法哲学政治学,专心致志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海事法,国际海上保险法的研究与实务。旨在避开被中共弄得面目全非的“政治”。从1989年民主运动,我看到并非只有我一人持有自由民主思想,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意识到当人微言轻时人们不会重视你的思想观点。因此,我想先成为专家学者再说。
1998年厦门大学陈安教授邀我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因数分之差拒我于门外,而当时我的理论研究水平与实务成果已经远非一般侯选人可比。一怒之下我决心自学法学博士课程,先后婉拒了另两位博导的邀请考博。花费五年业余时间主译了《当代国际贸易航运法学经典名著译丛》四部专著260余万字,同期发表了国际海商法论文十篇。
2000 年开始,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先后聘请我任仲裁员和调解员;上海海运学院,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和武汉大学先后聘我
任客座研究员和兼职教授;2001年被Legal 500 评为中国最佳海事律师。按理说我继续沿此路走下去肯定会成为既赚钱又没有风险海事大律师。
2003年我突然转向成为人权律师,有人嘲讽我为笨蛋,中共当局故意贬我为想出名谋利,太太说我愚蠢。黄顺刚大律师数次劝说我若放弃海事律师专业太可惜,每年至少要损失200万元。然而我却不听任何人劝告,我行我素,坚持改行做人权律师。
自2002 年6月学会上网后,我认为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时期,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并非海事律师而是人权律师。从事人权律师既不能赚钱,又风险巨大因而罕
有律师敢于涉足。我天生喜欢冒险的精神加之刘荻、新青年四君子(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罗永忠、杜导斌事件,文字狱不断,使我感到中国政治法律体制存在严重弊病,若不改革,中国决不会有前途。现行的中国司法体制实质上在逼良为娼。诱导许多中国律师成为皮条型的说客,完全没有人的尊严。整个中国司法体制日益黑暗,司法不公已经司空见惯,人们皆明白但没有人敢于改变或试图改变,唯有加入其中分一杯羹。我的性格属于那种敢想敢干,诚实正直勇为天下先的类型。既然人们皆不敢为,总得有人带头。我的执业格言是:一不怕死,二不爱钱。使得我做事出发点与众绝然不同。我想能为中国的法治,为中国实现思想言论舆论出版教育讲学的真正自由有所贡献,今生也就没有白活。因为没有这些基本自由,人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奴隶的日子,中国决没有明天。这些就是我最终决定转行的真正原因。
我之所以从功成名就毫无风险的海事律师转变成风险巨大收入低微的人权律师,首先是由于1984年我因哲学沉思,提出了一系列独立政治哲学思想观点而受到中共政治迫害,亦即根源在于我的政治哲学思想;后来通过大量阅读进一步了解了真实的当代中国历史,我认为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政体,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平衡原理,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上帝旨意即[道],因此中共专制暴政是中华民族近60年来灾难深重和国人一切苦难的总根源。为彻底终结国人的苦难,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创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联邦新中国,必须首先彻底终结中共专制暴政,因而我宁愿做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掘墓人。具体言之,首先是因为中共因我的政治思想长期对我政治迫害;其次,国际互联网促使我成为人权律师;再次,中共任意封杀促使我变成人权律师;最后,因中共滥用文字狱最终使我成为人权律师。
首先,中共因我的政治思想长期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1)1984年2月,因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毛泽东关于内外因关系论属偷换概念。生态平衡原理自然环境中因子越多,其自净能力越强且呈等比级数增 长;同理一个国家的人民思想越活跃,对防止社会灾难的自我调节能力越强也呈等比级数增长.我认为这是党禁报禁开放的哲学基础. 结果被党总支强行关入精神病院洗脑21天!
(2)1988年1月,因在情书言及“人民民主专政是虚假的民主真实的专制”,“人事制度是反动的”及若干情话,司法部竟据此取消我的律师资格一年!
(3)1995年12月,因进口智利鱼粉品质争议案得罪了北京刘红宇律师(其父刘复之曾任司法部长公安部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他通过司法部责令司法厅强迫我作检讨,我的律师执业证被强行扣压半年。
(4)1997年12月,因任涉港亿元合同诈骗案被告的辩护律师得罪了福州市政府,市委指令公安数次威胁恐赫甚至制造车祸加害。
(5)1987年和1991年因政审“此人思想反动,不宜从事涉外工作”,我两次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均被拒之门外。
(6)此外,中共长期对郭律师实行封杀,尽管我主办过众多大案要案,且系著名的学者专家型律师,但媒体从未报导过我的骄人业绩。自2003年6月起,中共严令各新闻媒体不得报导任何有关郭国汀的信息。
其次,国际互联网促使我成为人权律师
2003年1月中国律师网技术升级,得自行上载文章无需经审批而此前传统媒体全部被中共撑控,根本无法自由表达思想评论,这是促使我成为人权律师的客观条件。
再次,中共任意封杀促使我变成人权律师
2002年6月,首先在北大法律信息网设立专栏,成为最受欢迎的作者。随后在中国航运网,中国保险网,中国海事审判网及中国律师网设立专栏,发表了200余篇法学论文,案析,评论及代理词与辩护词后,上载《大学日记——哲思飞天》随后不久被强行删除并叁次封锁我的ID与IP。为捍卫思想言论自由权,我与众律师网友们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争辩,提出唯有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讲学的真正自由才能救中国等一系列主张,赢得了绝大多数年青律师的支持和赞誉。
最后,因中共滥用文字狱最终使我成为人权律师
2003年1月,网络作者刘荻、新青年四君子徐伟、杨子立、张宏海、海科、罗永忠和杜导斌先后因在网上发表讽刺文章被逮捕判刑,因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国人依宪法得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让与的基本人权,我均公开声援并为之抗辩。
2003年2月10日我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法律人”演讲,提出了“智、知、勤、信、友、勇、恒”七项原则;同年12月在武汉大学作“如何成为一名优秀而伟大的律师”演讲,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2003年7月1日,与李建强律师一道共同发起“关于废除或修改刑法第105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致全国人大和胡锦涛的议案”中国律师首次集体上书签名活动。作为辩护律师和代理律师为郑恩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黄金秋[颠覆国家政权]案、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杨天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马翔[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张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李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吴爱中、张惠等法轮功讲真相案;王水珍、马亚莲、周大烨、苏州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历史文化街区、苏州依丽人制服厂强制拆迁案及辽宁矿难受害者损害赔偿案等闻名海内外的人权大案要案进行了强有力的抗辩。
2008年6月17日于加拿大
我从海事律师转变成人权律师的思想根源
郭国汀
我之所以从功成名就毫无风险的海事律师转变成风险巨大收入低微的人权律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思想哲学理论基础.我认为中共专制暴政是中华民族深重灾难和国人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因而宁愿做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掘墓人,而我的历史使命正是彻底终结中共专制暴政。国人并非不知道中共专制暴政的罪恶,但绝大多数国人均持让他人奋斗牺牲,若成功则自己坐享其成的心态。我不痴不傻何尝不懂此理,我始终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干一番动地惊天的大事业者,吾以为“无私才能无畏,大智才能大勇”;因此,我不下地狱?谁下?!。
1984年初在超静觉哲学沉思过程中,我提出了一系列与官方观念异同的政治哲学思想论点,这是我最终走上人权律师不归路的思想根源。
(1)“唯有不同物质构成或不同事物之量的增加方能引起质变。而且凡有不同组分之事物的量之增加,其至一定程度时必定引起质变。反之,单纯的数量增减,永远不可能引起质变”;
(2)“质变需要有不同组分之量的积累。而相同组分之量的增加无论如何不可能引起质变。共产主义国家皆实行一党专政,是造成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僵化的根源,因为其违背了质量互变规律。全民统一思想,是灾难而非好事。由于统一,变得单调变得呆板,缺乏活力更缺乏创造力。应当提倡思想自由,政治思想更应绝对自由。在平等条件下各种思想通过争辩交流争论,优胜劣汰,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而统一思想之举带来的灾难我们还记忆犹新。文革时代,全民成了只会喊万岁的顺民愚民。思想绝对统一, 但它靠的是高压,而非理性。一旦一个国家人民不敢讲真话,没有自由思想这个国家肯定没有前途,而且危机必然四伏。若人人皆国事莫谈,安于小家庭的安乐,国 家就十分危险了”;
(3)“单一政治力量一统天下的政体,遗害无穷。原因在于没有与执政党抗衡的政治力量,使社会生态严重不平衡。因此这种社会缺乏自我调节能力,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起社会动乱,进而引起社会灾难”;
(4)“决定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外因。缺乏外因,事物不可能发生变化或即使变化也十分有限,而具备外因则事物必然要变,此乃自然规律”;
(5)“社会制度更换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发展之水平又取决于国家对全民之教育水平。因而归根结底,教育乃国家昌盛富强最根本最有效之途径”;
(6)“开放党禁多党联合政治的哲学原理。自然环境中有所谓自净能力理论,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灾难性的;破坏生态平衡轻而易举,恢复之却难上难;环境中的因数越多,该环境的自净能力越强且呈等比级数 增长;同理政治生态不平衡的社会灾难多多,一个社会中政党越多,一般而言该社会的政治思想必然也越多,从而该社会抵抗社会政治灾难的自我调节能力必然越 强,也呈等级数增长。之所以会导致种种重大决策错误,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于一党专政,在于国家领导人能力有限,在于缺乏与之抗衡监督的外部力量。这使 得在决策时的规划、计划不是依据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是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对该计划未经实验即大规模推行;而是凭主观愿望,想当然,拿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开玩笑做试验。因为没有人敢于批评,也没有像样的力量制约之。结论是:逐步开放党禁,实现多党联合政治,实现国家领导全民直选。同时国家领导人必须是高级知识份子。一个国家的领导必须由该国智力最高,最优秀者当任”;
(7)“应注重研究计划未来,坚决杜绝犯错误。尤其是全局性决策性的错误。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成为那些低能者重犯低级错误的藉口;那些身居高位的好心人所犯的错误,其危害性往往比敌人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得多,原因在于他们身居高位,有权有势。纠正错误理所应当,根本不值得夸耀,然而现在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什么错误是自已犯的,但纠正者还是自已,因而这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实质上是为自已的低级错误狡辩,为将来继续犯错误留下活口。因为将来他还有无数个自已纠正自已的行为”;
(8)“时间性具有多维性,而且时间具有多样性。宇宙中各处的时间是不同的,盖其参照物异同;宇宙乃一个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大实在。宇宙既然到目前为止并无中心,那么又如何说时间不能有负的?而且依金字塔规律,宇宙应当也有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是周期性变化的而已”;
(9)“文革罪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愚民政策和一党专政。反右把56万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敢于讲真话的知识份子(当时全中国知识份子加在一起恐怕不超过 100万!)彻底清除出政治领域,20年不得服务于国家;文革期间也就没有人再敢提出任何异议。假如人民均获得真实情况,存在多党多阶层之联合政府,存在能与执政党抗衡的外部政治力量,人民能够也敢于批评执政党的决策,能允许如此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吗?不解决一党专政之根本问题,可以预料类似的错误必定重演”;
(10)“物质是客观实在,它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物质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实体物质和虚体物质。精神或意识属于虚体物质之范畴;它是实体物质的反映,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人脑是物质,同时反映的内容也是物质,因而严格说来,物质是世界唯一的本源”;
(11)“国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调和之产物。何时世界上不再有民族之分,何时国家才能彻底消亡”;
(12)“我国的干部终身制弊病极多,实际上是农民革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人从一无所有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千方百计地保持既得利益。革命成功后面 临著从上到下的分封,因此许多大老粗,论打战可能还行,对专业可谓一窍不通。由于其大权在握,因而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行政权力。这对国家真是最大的 不幸!因为他们并非凭自身的能力才干掌权的,其必然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下属加以压制打击,排挤,以防他们取而代之。此种干部在位,难免会损公肥私,或无所作为;个人固然有权有利,国家建设则败在这类人手中。因此,现行之干部制度,严重阻碍了我国生产力之发展,非变革不可。必须颁布行政法规,对干部任免,考核、奖惩、定级、升级、报酬等采取严格的考核办法,加上民主评议方式把真正有能力有才干者选上来。且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使合格者随时上,不合格者随时下,只有这样,保持一种自由竞争之势,不停地吐故纳新,才能保证国家政权之生机,干部队伍之活力”;
(13)“环境污染极为严重的危害性,可以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为,环境污染意味著大量物种的灭亡,而大量物种的灭亡,势必引起环境因素的减少,这种减少又导致环境的简单化,使进一步变异发生障碍,从而使环境机能下降,最终将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14)“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并行不悖,前者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又受制于自然规律,同时又有其特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与之相反。任何社会生产,实质上就是把自然资源生产加工使之成为社会财富。没有自然资源就没有一切。地理环境最终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言的,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社会;吾以为地理环境是基础,而社会则受制于环境。地理环境是前提,是绝对的,永恒的;而社会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变动的;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为,第一,人类本身是地理环境的产物;第二,人类的生存发展严格地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第三,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类则是社会发展 之主要因素。第四,在一定条件下,人类与环境互相转化”;
(15)“吾以为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与党之关系处理不好原因有二:一是无产阶级整体思想、知识、文化、修养水平较低,他们自发地产生对领袖人物的崇拜,甚至发展成为 迷信;此为根本原因;二是领袖不宜过久地居高位揽大权于一身,这必然使之产生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以致脱离人民,对权力的追逐乃人之天性。故首先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而非等待他人去拯救;其二是对国家各级领导的任期用法律固定下来,只能在人们精神最旺盛之期 间当选领导人,即法定各级领导之任职年龄限制和年限,且不得连选连任。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乃自然规律,新陈代谢乃大自然不可抗拒之规律,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其精力与才干,再有能力者,总会有更强者超越他,而让能力最强者任国家各级领导者,于国于民最有力。然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加强民主与法治;任何人均有一段时期是最佳工作年龄,国家领导人由于其身负重任,就需要特别杰出的人才能胜任。因此当人过了最佳时期后就不宜再担任要职了。国家领导人尽管他可能精力还很充沛,但毕竟如落花流水,新人超之,他这时理应急流勇退,改行当教授或其他适任的工作。但这种转变依靠自觉不可能,靠强制又有失体面,用法律规定来个光荣退位两全其美”;
(16)“无产阶级民主要真正实现,有待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之高度发达,而这又取决于全民教育水准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能长居领导之位,因为其下能者 少,加之采取集中专制制度,能者易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最终也要走向民主制,但须随著教育水平的发展而定。进而似乎有如下结论:知识份子是领导者,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通过领导资产阶级和人民来获取统治地位的。而无产阶级知识 份子(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转化而来)则是利用无产阶级群衆而达到统治的目的。文官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克服终身制,任人惟亲制的弊病”;
(17)“任何民族要想发展,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赶超世界先进,除其主观自身的努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向先进国家学习,向其他民族学习。其他民族之所以存在,就必然有其民族之优点与长处,而要学习,首先必须大量研究先进国家,对各国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对不发达 的落后国家也要研究,从反面来预防。这样进行广泛的综合研究、分析,抽取出有益可取的经验,有效之原则、规则、方法、体制,为已所用;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 是的态度。把学习外国当做无足轻重的领导者,至少可说是目光短浅、无知的政治家,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因而必须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从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换上年富力强,有文化、有胆识,有魄力,有远见卓识,敢想、敢干、敢为、敢负责之改革者,否则国家永远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必然更加落后”;
(18)“划分阶级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一定社会集团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所谓“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刑事罪犯、新旧剥削分子” 在我国现存条件下根本形成不了阶级,与他们的“斗争”实际上仅是国家行使其基本管理职能之一,对内部的管理职能而已。因而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吾以为,阶级斗争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一旦脱离了其产生的社会条件,阶级斗争即不复存在。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会有好、中、坏人之分;而好坏之分并非阶级出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其自然本性,品德修养;以穷人富人来划分所谓敌人、朋友、人民实在 荒唐;不可否认富人中有坏人,然而亦不乏善人;穷人中的坏蛋更多,原因在于其缺乏知识,未受过良好教育。一般说来,受教育越多者人就越善良,因为知识使人 聪明、明智、明理。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是十分谎谬的”;
(19)“劳动分为体力与脑力劳动。后者又分为创造性的如科学家、发明家;传授性的,如教师、记者、演员;应用性的,如法官;综合性的,如作家、律师;及经营管理性的,如行政长官、经理。正由于劳动种类繁多,而各种劳动要求的技能大不相同,对社会的作用贡献大小不一,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悬殊的。而这又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有的人仅适合干体力功动,有的人却适于做创造性,经营性,传授性,应用性和综合性的脑力劳动。前者属于低级劳动,无需经过特殊学习培训,对人的素质变无需严格要求;而后者则不然,除对人之天赋有高要求外,还需要经长期学习并经高级训练方有可能;而且既使在脑力劳动中,各种不同的脑力劳动中各种劳动创造的价值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这一切决定了他们从社会取得的报酬是不同的。而这种报酬能过千百年来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工资的形式趋于平衡稳定。因为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教师、法官、企业家挣钱多,在一个机会相对平等的开放社会,必然引起人才向这些部门流动,但又非人人均可成为这些家、师;故这些人的收入较高,往往比普通工人、农民高得多,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都是合理的,因为其创造的社会财富价值要比后者高出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资产阶级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发展起到了无可怀疑的巨大作用,故应承认资本家之经营管理本身即是一种高级劳动。认为资本家不劳而获是片面的,也是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
(20)“我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完全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上帝的意志(即自然规律本身,也即我国古人所谓之“道”)。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体力劳动,强行拉平两者之间的区别,形成表面上的平等,而人为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人类最伟大的创造 力也必将因此而丧失或被扼杀。因为脑力劳动者的培养除了要有先天的天赋之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体力劳动者几乎无需任何培训,近乎出于本能即可。此外,人性论知识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不安于现状,喜新厌旧,贪欲无穷;而社会财富决不可能达到可以任意丰富的程度,因为物质财富的基础是自然资源,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其再生能力同样受时间,科技水平的限制,也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吾以为共产主义仅是一种空中楼阁,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空想。所谓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之说,纯属欺人之谈,如果说300年前的清初某人或某党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当代人类的根本利益,汝信乎?人类应当为当代及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努力才有实质意义”;
2008年6月17日于加拿大
人权律师郭国汀称中共制造法拉盛事件旨在嫁祸抹黑法轮功以转移公众视线
希望之声记者郭锦汉
2008年6月14日
法拉盛事件发生已近三周,引发海内外极大关注。13日,本台记者采访了人权律师郭国汀先生,郭律师认为中共制造法拉盛事件中的用意,旨在借此转移国际公众视线,并嫁祸抹黑法轮功。
人权律师郭国汀说:512四川大地震中,将近7千所学校在瞬间垮塌,“豆腐渣工程” 造成至少一万五千名师学死亡,暴露出中共专制暴政制度性的罪恶,因此想通过制造法拉盛事件嫁祸抹黑法轮功转移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录 音】“为什么在法拉盛发生这起事件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想转移公众视线,这是一,转移国际社会对四川大地震关注的原因何在,到底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祸?中 共中央的罪责到底有多大,还是地方官员的罪责,比如将近7千所学校垮塌,到底是建筑承包商的责任?还是仅仅是地方官员的腐败?还是中共一党专制独裁体制?中共的目的在于把人们的 注意力引到另外一个地方,故用了这样一个手段,同时又嫁祸抹黑法轮功,或者说进一步抹黑法轮功。因为当前最能够动摇中共专制暴政基础的重大事件就是大地震暴露出来 的,一党专制独裁这种制度性的罪孽,或者说中共专制暴政的制度性的罪恶。”
郭国汀表示,地震过后,中国民众渐渐清醒,日益认识到中共专制制度所制造出来的人祸远远大于天灾,民怨无法平息,最后对中共的问责是不可避免的:
【录 音】“中共极权专制制度是毫无人性的,为了政权,从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而且极不负责任,中共对人民从来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整天考虑的是如何保持住政 权,如何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专制暴政,以便最后狠捞一把,所以把国人的生命安全或长远根本利益,根本没放在眼里。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为了所谓的稳定,为了所谓2008年的奥运会 的顺利进行,他们故意隐瞒了地震预报。”
另一位人权律师朱婉琪女士指出正是这样的一个政党,无视本国人民的生死,又罔顾其他民主国家的法律法规。从法律角度来说,法拉盛事件不是一般的暴力攻击,而是煽动仇恨罪,在美国联邦法律中,属于刑事犯罪。朱婉琪律师相信,美国的司法部门一定会将相关人员绳之以法。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郭锦汉采访,韩梅报导。
希望之声首发,转载载请注明出处
美国顶级地震专家称四川地震有可能未能被预测到
郭国汀译
南郭点评:外国学者专家被中共收买为虎作伥者不乏其例,该美国顶尖地震专家跑了一趟北京居然为专制暴政美言,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地震发生次日,纽约时报随即隆重报导了一篇地震导致学校倒塌现象是全球性的问题的专题报导,其作者及可能也是被中共收买的洋人。这一切正是中共新闻控制白骨精化的最新例证,所谓出口转内销再进一步直接由洋人言说更具说服力;不过欲盖弥彰,因此真的假不了,假的岂能成真?!造假者必定顾东不顾西,逻辑必定混乱,真相必定会大白,我们将拭目以待,中共专制暴政与胡氏罪责难逃休想蒙混过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吾之“论中共政权的新闻控制”一文,亦可见何清莲女士的相关研究专论。
China earthquake had no warning signs
中国地震没有警示性征兆?
纽约时报2008年6月13日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Published: June 13, 2008
上月四川地震有可能未能被预测到,一位美国地震专家上周五如是说。
美国有关中国地震条件地理探测顶尖专家华尔特幕尼说,因为没有可靠的方式来预测短期地震,即便在高危险地区,很少地震纪录预先能警告监测者。
“中国主要的科学家们说不存在地震预警征兆”,麾尼在访问北京时对记者说。
麾尼认为:四川地震造成超过七万人死亡,使五百万人无家可归,损害如此严重是国为地震迅速沿着一条地震带漫延。但西藏高原山底坚硬的岩石限制住了震波,防止其扩散因而加强了他们对震区的影响。
中国地震专家们强硬地否认他们忽视了即将发生的地震预警的指控,并称不存在对此种地震活动预测的技术。
北京试图用灾后重建,集中报导救灾英雄的故事和救灾的努力,来转移公众对地震造成的毁灭性巨大灾难的注意力。
地震周月,数百名悲伤的父母堵塞了通往被地震摧毁的城镇的道路,警方试图平息由于众多学校跨塌造成成千上万孩子死亡而引起的公众愤怒的浪潮。
志愿者们被拘留,学校被警诫线隔离,至少两个城镇禁止记者们进入被震跨的校区,是政府控制震后新闻的另一征兆。
愤怒的公众对死亡如此众多的学生强调追究学校安全措施相关责任者的刑事责任,使得中国政失去了自信。他们近期对媒体的严厉控制,与灾难之初北京的相对开放媒体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天,中国典型的严厉控制媒体有所松动,允许本国与外国记者非同寻常地自由报导灾难实况。但是近几星期以来,由于公众对官员腐败和学校豆腐渣工程的严辞问责,政府开始收紧对媒体自由的控制。
七千余所学校跨塌,其中许多周边建筑并未受到地震严重损坏。那些失去孩子的双亲和有些经实地湛测的工程师们指出跨塌学校设计低劣,缺少水泥中的钢筋强固及使用劣质建材是导致16000个孩子们无辜死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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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writer Cara Anna in Dujiangyan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China earthquake had no warning signs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Published: June 13, 2008
Filed at 7:12 a.m. ET
BEIJING (AP) -- Last month's massive earthquake in central China likely could not have been predicted, a leading American seismologist said Friday.
Walter Mooney,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s top expert on seismic conditions in China, said very few earthquakes register with foreshocks beforehand that could warn monitors. There are simply no reliable ways to predict earthquakes in the short-term, even in high-risk areas, Mooney said.
''Leading scientists in China said there were no pre-monitoring signals,'' Mooney told re porters during a visit to Beijing.
The 7.9 magnitude 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that killed nearly 70,000 people and left 5 million homeless was especially damaging because it spread rapidly along a fault line, he said. Hard packed earth beneath the foothill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hemmed in the shockwaves, preventing them from dissipating and intensifying their impact in the quake area, Mooney said.
Chinese seismologists have been forced to refute claims that they ignored warnings of an impending quake, saying the technology to predict such seismic activity does not exist.
Beijing is trying to switch the emphasis from the destruction to the rebuilding effort, focusing on tales of heroism in the rescue efforts.
On Thursday, the one mon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12 temblor, hundreds of grieving parents blocked the road into an earthquake-flattened town as police sought to quell a rising wave of public anger over schools that collapsed and killed thousands of children.
Volunteers were detained, schools were cordoned off, and reporters were barred from destroyed classrooms in at least two other towns Thursday in another sign of the government's resolve in controlling the post-quake message.
The security measures underscore how much the public fury over the deaths of so many children is unnerving Chinese authorities. Their attempts to rein it in contrast sharply with the relative openness Beijing displayed at the start of the disaster.
In the first days after the quake, China's typically harsh media restrictions were relaxed, allowing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orters unusual freedom in covering the disaster. But in recent weeks,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clamping down on press liberties as hard questions have continued about corruption and shoddy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Some 7,000 classrooms collapsed in the quake, many in areas where no other buildings were badly affected. Parents and some engineers who surveyed the wreckage pointed to poor design, a lack of steel reinforcement bars in the concrete and the use of other substandard building materials. ------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Cara Anna in Dujiangyan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训斥张耀杰
郭国汀
自2003年1月始,先后至少有不下一个加强排的共特或党用文人匿
2008年6月7日
1、敬请张耀杰先生公开向郭国汀大律师赔礼道歉的公开函
张耀杰先生:近好!
近期发现张先生以真名实性在国际互联网上对郭国汀大律师进行了多次
如果张老弟勇于公开认错,并在30天内公开向郭国汀律师赔礼道歉
顺颂安好!
郭国汀律师
2008年5月21日
2、張耀傑敬答郭國汀先生
郭國汀先生:
一位臺灣筆友出於好奇,給我轉來你的落款時間爲2008年5月21
至於你的自稱"郭國汀大律師",我覺得非常之可笑。"大律師
我聽我的朋友趙國君先生介紹過你,他說你確實很有才華和激情
我和你並不是敵人,也沒有什麽權利之爭。我真誠地勸告你還是想辦法
張耀傑,2008年5月28日於北京家中。
3、怒斥张耀杰 !
郭国汀
日前南郭出于善意,对于公然编造谎言故意诽谤郭大律师的张耀杰
何谓大律师?
中文的大律师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指出庭律师,这源于英美法系的律师
南郭系执业21年的出庭律师,因此完全符合第一层含义的出庭大律师
既然如此,张氏有什么资格嘲笑南郭自称大律师?!其实
2008年6月4日
4、训斥张耀杰!
郭国汀
那个对中国司法审判实际几乎一无所知的张耀杰,大概以为他是所谓
张耀杰其实具有强烈的"王红旗"心态,由于其来自极贫困的河南省乡
张氏更有典型的河南南阳人的特征:骗子心态.当然南郭此处并非指河
郭国汀2008年6月7日
5、南郭自称郭大律师的理由请参阅:
《决不以出卖灵魂出卖人格尊严为代价打官司---
郭国汀( 2003-2-22 )原载中国律师网 ,现载《博讯新闻网》郭国汀律师专栏
吾执业已十八载矣,回首往事值得骄傲自豪的事好像不是太多
"执业十余年,耳闻目睹多少阴暗面。此种权钱交易之风逾演逾烈
正因为如此吾自称是个大律师!然而是个穷大律师而已。
敬请各界朋友关注声援支持民主斗士郭泉教授
郭国汀
据新民党中央党部称:2008年5月17日下午6时许郭泉教授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被7、8名警察拘捕,随后警察到郭泉家抄走电脑。18日下午公安口头通知
郭泉的妻子:对郭泉处以治安处罚。警方称,郭泉没有罪名,但必须拘留十天,十天后再做处理。同时威胁其妻,对外不要讲太多,否则对郭泉不利。据分析郭泉极
可能是因为就近期四川大地震发表了七篇救灾相关文论而遭中共当局的刻意报复。5月16日四川成都黄晓敏先生亦遭 中共当局拘捕。
南郭在此首先强烈谴责中共专制暴政滥用职权打击报复吾国正义人士,强烈谴责胡锦涛再度践踏法律与人权的胡作非为!中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郭
泉教授并公开向郭教授赔礼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郭教授因向胡氏三度公开上书而被阉割了精神的大学强制解聘教职,他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批评中共当局及主张自由
民主,属依法行使受宪法保护的各项基本人权,完全合法。他一无任何行为,二未违反任何法律,三未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连警方也承认:没有罪名,但中共当
局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拘留郭教授十天!中共专制暴政此种行为纯属无法无天践踏法律的蠢行,必须制止!
其实,郭泉副教授原本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愤青,如今已成为杰出的民主斗士,他在大陆中国万马齐喑国人整体麻木不仁多患政治阴冷重症之情况下,响应汪
兆均先生致胡温公开函挺身而出,依法要求中共当局履行宪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程序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同时公开发表了200余篇民主先声等
政论时评,明确提出了自已的各项政治主张。由于中共当局趁四川地震大灾人们无瑕他顾之机逮捕他,国人似乎将这位可敬勇敢的民主斗士遗忘了,面对中共暴政而
保持沉默是可耻的。
我认为郭泉博士是一位极有正义感同情心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苦难,因而在中国社会巨变黎明前最黑暗的
时期,不顾个人家庭安危勇敢地为民请命,此种大无畏的精神,此种义士情怀值得每位国人学习和效仿。尽管郭教授有时可能存在言说过头的缺点,然而其所作所为
足证其动机纯正,其实质是为全体国人为争自由人权民主法治与宪政而战。是故,敬请全球各界朋友们,特别是全体民运人士及爱国愤青们,关注并声援支持郭教
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英雄孤独地承受本应由全体国人承受的苦难。
2008年5月21日
不敢讲真话的民族注定是受奴役遭天谴的软骨头的劣等种族
南国
郭国汀律师,你是民族的希望[( 2003-8-6 )原载中国律师网]郭律师,有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你是我的楷模.
可以邮寄支票订购
中国多几个郭兄这样的人会更有希望,真是至爱至真至纯至性之人[(2003-8-6)原载中国律师网]就是年青人对待信仰的热情、活力、和斗志也没有几个能比得上郭兄。我不敢肯定郭兄所说的都是事实,但郭兄之言却让我感觉到吾国之希望。
KK.郭律师是个具有独立思考的人,他的独到见解很可能被以后的事实所验证,我也觉得共产主义学说可笑,但就是没有郭兄的胆量说出来。[(
2003-8-6)原载中国律师网]马克思也是人,他的大脑结构就是比一般人的复杂一些(据说已经得出科学结论),但怎么能预测得那么精确无误?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能成为真理,并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奋斗目标呢,而且要求他的追随者为之而奋斗终生。我认为如果一个国
家、一个政党多一些郭律师这样的负责人的精英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可以少犯错误。象郭律师这样的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特殊保护。可是郭律师却天天
提心吊胆,时时为下十八层地狱作准备,这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南郭点评:我自2003年1月10日始在中国律师网先后发表了数百篇经典名案代理词,辩护词,法学论文,案例分析,并广泛参与各类法律争议及政治体
制、司法体制改革话题的争论,当时我的几乎每篇文章皆成为阅读量跟贴率最高者,很快便成为该网最佳写手之一。然而中国律师网却奉命三次封锁郭律师的ID与
IP,最后于2004年2月10日彻底封杀迄今。上述评论是中国律师网友们对吾之《共产主义的思考》短评的评价,其中对郭律师评价甚高,读者不必当真。因
为南郭仅是勇于说真话也只说真话而已。
好话人人爱听,今让其重见天日,给历史留做见证。毫无疑问,郭律师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出庭律师之一,也是最优秀的海事律师,还是全国第一位公开为法
轮功辩护的律师,亦是第一位公开宣称要以为政治良心犯辩护为主业的中国人权律师。然而小肚鸡肠的胡氏专制暴政却容不下一个赤子之心的郭律师!中共号称拥有
数百万党用文人、法学理论家、教授、学者,然而迄今不敢也未能对吾之公开批判中共专制暴政的主要文论
作出任何象样的批驳,更不敢公开应战,唯反复采取纯属下三烂的封杀术,试图彻底消除郭大律师在中国法律界的影响力。然而中共专制暴政的任何封杀举措终将挡
不住大河东去的历史大潮。吾始终坚信,是金子,那怕深埋黄土之中,最终必定大放光茫!而中共专制暴政则必定灭亡!因为自由人权民主的浩浩荡荡历史大潮必将
彻底冲跨一切专制暴政。因为天、地、人皆灭中共专制暴政同样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意。
近日读到大陆一位教授称:“我们虽然不敢讲真话,但至少要保留一个底线:绝不说假话!”呜呼,时至今日,中国连大学教授仍不敢讲真话,此种民族难道
不是劣等民族吗?!吾以为一个不敢讲真话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人乃是奴隶!乃是动物庄园里的猪!而说假话的人仅是奴隶中的骗子;一个不敢真话的民族注定是受
奴役遭天谴的软骨头的劣等种族!
南郭呼吁全体国人挺起你们的胸堂,光明正大地讲真话!讲真话是人类的天赋人权,是一项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彻底唾弃推翻中共专制流氓暴政是国人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要中共专制暴政存在一日,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绝对不可能终止!
2007年12月23日第94个反专制争人权难绝食抗暴日于加拿大
2008年5月18日第116个反中共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维权抗暴日于温哥华岛
附:共产主义的思考[(2003-8-6)原载中国律师网]
我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完全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上帝的意志(即自然规律本身,也即我国古人所谓之
“道”)。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我认为这是对的。问题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由原子组成,原子又由质子、中子、核子组成;大千世界是由108
种元素相互之间经过物理化学作用反应千变万化而来,这些原素的性质依其电子层数和最外层电子数的不同呈规律性周期性变化;而人也是物质,也是由各种元素组
成。人就个体而言,体内各元素组成成份与大自然中各元素含量比率不尽一致,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有时在某些元素的含量可能差异相当大,但就人类总体而
论,业已证实与大自然中各种元素含量比率完全一致。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其组成元素的含量或内容完全一致。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永远存在。此种差别反映在肉体机能方面可能不是太大,2倍或至多10倍的差异有可能,再高则值得怀疑。但组成人的脑细胞的思想物质成分思维能力区别巨大,
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均有可能。质言之,人的思维能力的区别远远大于体能上的差别。正因为如此,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体力
劳动,强行拉平两者之间的区别,形成表面上的平等,而人为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力也必将因此而丧失或被厄杀。因为脑力劳动者的培养除了要
有先天的天赋之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体力劳动者几乎无需任何培训,近乎出于本能即可。此外,人性论知识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不安于现状,喜新厌旧,贪
欲无穷;而社会财富决不可能达到可以任意丰富的程度,因为物质财富的基础是自然资源,任何资源都有是有限的,其再生能力同样受时间,科技水平的限制,也是
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因此,吾以为共产主义仅是一种空中楼阁,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空想。所谓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之说,纯属欺人之谈,
如果说300年前的清初某人或某党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当代人类的根本利益,汝信乎?人类应当为当代及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努力才有实质意义。
《大学日记》 1984年2月15日于吉林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持继追问为何众多学校震成碎片废墟? ----被全球英文网站转载最多的地震专文
郭国汀
该文对四川大地震引发的四川省6000余座学校跨塌的深层原因,从记者和专家的角度进行了调查分析.新建小学660名学生至少死亡300名以上,但
具据死亡人数迄今官方仍无数据,据合理推算此次地震中小学生死亡至少超过10000人.
但中国官方对遇难的学生总数同样迄今没有数据.二战时日本被两颗原子弹炸死数十万人,日本政府统计的死难者准确到个位数,且全部真名实姓.足证中国政府的
严重失职。

全班48人仅9人生还的四年级学生花似年华集体照
与新建小学仅5分钟路程,有一所当地官家及精英子弟入学的北佳小学,在此次地震中丝毫未损,还被当作庇难场所.
侧面反映了中国大陆普遍推广的重点学校体制,是制度性杀手之一.因为重点学校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不但师资一流生源一流,而且所有的资源全部优先,其校建筑
当然资金充足从而质量肯定也有起码的保障.反之如新建小学此种仅是收纳民工及社会低层子女的平民学校,政府几乎无分文投入,纯靠地方民众集资,因而学校建
筑质量难免大受影响.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在一个社会中制造歧视与不平等。据我所知加拿大的公立学校根本不分重点与非重点,其资金师资资源分配一律平等,而且
学校建筑绝大多数为一层楼的建筑,占地广大,绿化优良,反映了加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优先,更体现了加国政府对学生安全的高度重视。
中国人有尊重教育的优良传统,因而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这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通道,加之在极度无知无能的中共专制暴政下,社会就业机会稀少,
于是千军万马皆走大学道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观;特别是在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下,国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投资子女的教育,以期望子女将来成龙成凤.
新建小学的学生绝大部分系民工及农民子女.他们省吃简用供子女上学,期望将来能上大学改变种田的苦难命运,因为中国民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有
一位父亲为将其儿子调入北佳小学,到处托人求爷告奶,花了数千元打点,最终未果,结果他的儿子在此次地震中遇难,令其后悔不已.另一位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与儿子分别八年,去年秋刚将儿子接到同一城市都江,结果其儿却因此命丧黄泉,令其痛悔不该将儿子接来同住.
虽然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对中国政府的救灾反应表示赞赏,但受害家长们却开始直言,认为政府失职,官员腐败是造成学子大量死亡的原因,并欲为死难孩
子讨公道,索赔损失.中国中央政府近年来逐渐大幅消减中小学财政、学费和其它费用.而中共各级官员每年公款仅花在吃喝一项即高达3000亿元以上,公款旅
游也超过3000亿,另公车消费3000亿,但却大幅削减中小学校建设投资.我1983年在吉林大学时看到的资料显示当年中国教育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而只到今天仍然是3%!在全球排名倒数名列前茅甚至不如非洲的乌干达!足证中共专制暴政是个极度无耻无能缺德的非法政权,南郭期望国人能被彻底震
醒,早日彻底唾弃罪恶的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才能一劳逸地摆脱极度不公不义的流氓暴政的奴役。
新建小学主教学楼的跨塌主要原因乃是:
钢筋强度严重不足,水泥沙子比例失调,用没有专业知识的农民代替建筑工人承建,政府主管部门严重失职;这是中共为一已之私鼓励提倡[一切向钱看]不顾道德
的必然恶果,偷工简料行贿受贿在建筑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陆中国在中共一党专制暴政的奴役下,各行各业早已腐败不堪,连一个社会公正最终的裁决者---
-司法也早已腐败透顶,甚至连教育部门也早已腐化堕落,因此地震虽是天灾但实质上是人祸才导致如此众多学校跨塌,上万师生如花的生命消失于瞬间,而真正的
罪魁祸首正是罪恶的中共专制暴政.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新建小学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中小学中普遍存在,而且专家认为此种不合格的教学楼实质上是定时炸弹.近日看到网上有人,甚至有所谓
“民运精英”不断地歌功颂德表杨中共当局在此次救灾中“进步令人耳目一新”,“新闻自由有很大改观”,“中国政府反应迅速”,“政府开始重视人命”等,其
实,中共的新闻控制一点也未减轻仅是欺骗手段更高明,更精致化,更白骨精化而已;从中共最高当局故意隐瞒地震预报信息,到地震发生后,竟故意拒绝境外救助
人员入境,至官方救助队伍甚至与民间志愿救助队伍几乎同时到达重灾区,及官方撑控的新闻媒体歌功颂德远比真客观报导多数十倍的事实来看,中共根本不存在上
述所谓进步!犹值一提的是:军队救灾人数在关健的72小时是由几千人渐次增加到十万人,最终也不超过十五万人,而动用直升飞机也是由两架渐增至29架,但
1989年北京六四屠城中共一次性调动全副武装野战军30万人军车坦克无数入京城高效血腥镇压爱国学生民运动。两相比较,不证自明地彻底披露了中共所谓重
视救灾速度及所谓[以人为本][和协社会]等吹嘘纯属谎言。
2008年5月25日第117个反中共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维权抗暴日于温哥华岛
Grief in the Rubble Chinese Are Left to Ask Why Schools Crumbled
By JIM YARDLEY
Published: May 25, 2008
DUJIANGYAN, China — The earthquake’s destruction of Xinjian Primary
School was swift and complete. Hundreds of children were crushed as the
floors collapsed in a deluge of falling bricks and concrete. Days
later, as curiosity seekers came with video cameras and as parents came
to grieve, the four-story school was no more than rubble.
In contrast, none of the nearby buildings were badly damaged. A
separate kindergarten less than 20 feet away survived with barely a
crack. An adjacent 10-story hotel stood largely undisturbed. And
another local primary school, Beijie, catering to children of the
elite, was in such good condition that local officials were using it as
a refugee center.
“This is not a natural disaster,” said Ren Yongchang, whose
9-year-old son died inside the destroyed school. His hands were covered
in plaster dust as he stood beside the rubble, shouting and weeping as
he grabbed the exposed steel rebar of a broken concrete column. “This
is not good steel. It doesn’t meet standards. They stole our children.”
There is no official figure on how many children died at Xinjian
Primary School, nor on how many died at scores of other schools that
collapsed in the powerful May 12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But
the number of student deaths seems likely to exceed 10,000, and
possibly go much higher, a staggering figure that has become a
simmering controversy in China as grieving parents say their children
might have lived had the schools been better buil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joyed broad public support for its
handling of the earthquake, and in Sichuan on Saturday,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aise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But as parents at different schools begin to speak ou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fficial negligence, and possibly corruption, contributed to
the student deaths could turn public opinion.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but censors, wary of the public mood, are
trying to suppress the issue in state-run media and online.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llapse of Xinjian Primary School offers a
disturbing picture of a calamity that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Many
parents say they were told the school was unsafe. Xinjian was poorly
built when it opened its doors in 1992, they say, and never got its
share of government funds for re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ts low ranking
in the local educ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low social status of its
students.
A decade ago, a detached wing of the school was torn down and
rebuilt because of safety concerns. But the main building remained
unimproved. Engineers and earthquake experts who examined photographs
of its wreckage concluded that the structure had many failings and one
critical flaw: inadequate iron reinforcing rods running up the school’s
vertical columns. One expert described the unstable concrete floor
panels as “time bombs.”
Xinjian also was ill-equipped for a crisis. An ambulance and other
rescue vehicles that responded after the earthquake could not fit
through the entrance into the school’s courtyard. A bulldozer finally
dug up beneath the front gate to create enough overhead clearance.
Parents say they believe several hundred of the school’s 660 pupils
died.
“It is impossible to describe,” said a nurse standing on the rubble of the Xinjian site. “There is death everywhere.”
Schools are vulnerable to earthquakes,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nations where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building codes. The 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has already claimed 60,560 lives, and some of the
flattened schools, especially those buried under landslides, could not
have stoo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ovided a
public list of those schools, but one early estimate concluded that
more than 7,000 “schoolrooms” were destroyed.
China has national building code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major
structures withstand earthquakes. The government also has made
upgrading or replacing substandard schools a priority as part of a
broader effort to improve and expand education. Yet codes are spottily
enforced. In March 2006, Sichuan Province issued a notic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must inspect schools because too many remained unsafe,
according to one official Web site.